在哥倫比亞大學，陶行知(右一)與胡適(左二)等師生合影。

陶行知手跡

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是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典范，畢生致力于改革和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民主事業的勝利，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就是被宋慶齡譽為“萬世師表”的陶行知。

倡導生活教育理論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教師之家，自幼熱愛教育。大學畢業論文《共和精義》的一句話更是點明他投身教育、報效祖國的思想和志向：“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畢業后，陶行知赴美留學，修讀杜威、克伯屈、孟祿等人教育哲學和教育史等課程，攻讀教育學博士學位。離美回國時，在船上與人談及回國志向，他說：“我要使全中國人都受到教育。”

陶行知一生從事教育事業，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論核心，主張“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是重視大眾的實踐，主張“教學做合一”是他的教學法，也是他的認識論。陶行知極重視實踐，強調實踐是理論的源泉，理論是實踐的總結與指導。他在《生活教育》上發表《行知行》一文，認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為陶行知。

為了實踐理想，陶行知赴各地開辦平民識字讀書處和平民學校并任校長;創辦幼稚園，主編《兒童科學叢書》;創辦育才學校，培養有特殊才能的兒童，等等。他認為，“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特別強調要親自在“做”的活動中獲得知識。

陶行知被毛澤東稱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郭沫若曾贊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四塊糖的故事

陶行知曾提出，我們每天要對自己四問：一問我的身體有沒有進步？二問我的學問有沒有進步？三問我的工作有沒有進步？四問我的道德有沒有進步？其中最重要的一問就是道德有沒有進步。因為在他看來，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壞，縱然有一些學問和本領，也無甚用處。所以他提出這一問，以啟發學生反思自我，提升學生人格修養水平，使學生“每天的一舉一動，都要引導到最高尚、最完備、最能永久、最有精神的地位”。他提倡，要在“事”上去指導學生修養他們的品格。

陶行知擔任校長期間發生的一件事充分體現了他的教育理念。有一次，陶行知在校園里看到一名同學用小石塊砸同學，便當即制止，并讓他放學后到校長室談話。放學后，這名同學來到校長室準備挨訓。見面后，陶行知卻掏出一塊糖給他說：這獎給你，因為你按時到這里來。該同學猶豫地接過糖，陶行知又掏出一塊糖放到他手里說：這塊糖又是獎給你的，因為我叫你不打人，你馬上停止了，這說明你很尊重我。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塊糖給他說：調查過了，你用小石塊砸那個同學，是因為他不守游戲規則，欺負女同學。這名同學立刻流下了悔恨的淚說：陶校長，你打我兩下吧!我錯了，我砸的不是壞人，而是自己的同學呀。陶行知滿意地笑了，掏出第四塊糖遞過去說：為你正確認識自己錯誤，再獎勵你一塊!我的糖發完了，我們的談話也完了。

愛國民主戰士

作為一名愛國民主戰士，陶行知一直將民主教育置于重要地位。他尖銳地批評國民黨時期“奴隸教育太多，主人教育太少”，高呼“民主第一”、“工人萬歲”。他主張用教育的力量，“達民之情，遂民之欲”。讀大學期間，他受辛亥革命影響，在校積極參加愛國活動，主編《金陵光》學報中文版，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號召全校同學，努力學習和工作，發出自己的光和熱，報效祖國，“使中華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發后，陶行知一度回故鄉參加地方起義。他信仰孫中山學說，主張民主共和。

1919年，在南京6000人聲援“五四”運動的游行集會上，他痛斥賣國的“二十一條”。他還參加了江蘇省教育會舉行的國恥紀念大會，發表演說，強烈要求歸還青島。后來還與南京各校代表一起，會見英、美兩國領事，表明中國人民強烈要求歸還青島的嚴正立場。

1932年，陶行知發表《國民的軍隊》，對“一二·八”事變中頑強奮戰的十九路軍將士給予聲援。后來，在上海各界舉行的“一二·八”事變4周年紀念會上，陶行知又出面率領工人、農民及各界愛國人士近萬人參加游行示威，徒步45里，呼吁國人團結起來抗日救國。他還曾受全國各界救國會委托，前往歐美亞非各國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僑胞共赴國難。

此外，陶行知還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4人聯合簽署《團結御侮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并正式發表。毛澤東就此寫信給陶行知與沈鈞儒等4人表示支持，寫道：“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的愿意與你們合作，與一切愿意參加這一斗爭的黨派、組織或個人合作，以便如你們綱領與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樣，來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斗爭。”

1946年，民盟的領導人李公樸、聞一多相繼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接著傳來上海特務的“黑榜”，陶行知名列“探花”(第三)。面對反動派的槍口與朋友的勸告，陶行知大義凜然地說：“我等著第三槍!” 在生命的最后100天，陶行知在工廠、學校、機關、廣場頻繁發表演講。他在《給育才全體師生的一封信》中說：“只要我們肯為民主死，真民主就會到來，而中華民族也就一定可以活到萬萬年。”直至生命逝去的前一天，陶行知還與郭沫若等30余人致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要求派代表調查李公樸、聞一多遭特務暗殺事件。同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

近代中國的多災多難，使“教育救國”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夢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矢志不渝地為中國教育探尋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