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僅出過58個進士的福建，到了宋代迎來了教育事業的興旺發達。根據統計，整個宋代，福建在科舉考試中誕生了7000多名進士，約為當時全國數量的五分之一。

科舉選拔出的人才，大多進入了當時的“公務員”隊伍，一時可謂俊才薈萃。在這些“福建制造”的公務員中，有一名泉州南安人很是特殊——他就是學問、道德、政績俱佳，又喜好“跨界”搞科研的“高級公務員”，官至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即宰相)的蘇頌。

有意思的是，這位被史書稱譽為“經史、九流、百 家之說，至于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的奇才，在科技方面最大的貢獻莫過于制造出世界天文鐘的鼻祖——“水運儀象臺”并寫下《新儀象法要》，為后人留下現存中國最早的水力運轉天文儀器專著。

他造出“世界時鐘鼻祖”

北宋哲宗元祐年間，朝廷計劃“別制渾儀”。所謂“渾儀”、“渾象”，這是一種以“渾天說”為理論基礎，用以觀測和表現天體位置的儀器。因為當時任吏部尚書的蘇頌精通律例，加上“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志同道合的兩人便召集王沇之等在科技方面有專長的同僚，開始了水運儀象臺的制造。

根據《宋史》片言只字的記載，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出水運儀象臺的構造。《宋史·蘇頌傳》介紹，水運儀象臺“為臺三層，上設渾儀(天體測量之用)，中設渾象(天體運行演示)，下設司辰(自動報時器)”，分為三部分。更神奇的是，它還吸收了水車、筒車等民間通用的機械原理，“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完全自動。

到了北宋元祐七年，蘇頌和同伴們花費四年功夫的水運儀象臺終于在開封造成。這個臺高12米、寬7米的大家伙，除具有近代天文臺的雛形外，尤其值得稱道的還有它的報時功能。《宋史》稱之“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不差晷刻”，準確性極高。基本上，它已是一臺真正意義的天文鐘，更被譽為“世界時鐘鼻祖”。

關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的書中得到證明。他提到：“蘇頌把鐘表機械和天文觀察儀器結合起來，在原理上已經完全成功。他比羅伯特·胡克先行了六個世紀，比方和斐(與羅伯特·胡克均被西方認為是天文鐘表的發明人)先行七個世紀”。

外國人對此稱羨不已，國人對這臺水運儀象臺同樣心馳神往。元丞相脫脫主持編撰的《宋史》更是贊嘆地稱之為“前此未有也”，不吝溢美之詞。

歷代幾番復制終于成功

這臺設計精巧的儀器，卻在靖康之亂的戰火中被金軍掠往燕京，后更因不便運輸被丟棄。

南渡后的宋朝君臣對此念念不忘。根據《宋史》記載，宋高宗紹興三年，當時的工部員外郎袁正功便獻上“渾儀木樣”，雄心勃勃計劃復制水運儀象臺。有意思的是，舊時東京舊儀“用銅二萬余”，考慮南宋剛經歷戰亂，君臣特別將銅減量，“折半用八千斤有奇”。盡管如此，由于朝廷諸臣罕有通曉其原理的，復制一直未能成功。

束手無策的官員們只好請出蘇頌的兒子蘇攜，讓他將老父親的遺書獻上以“考質舊法”。遺憾的是，這次竟連蘇攜也沒能懂。直到紹興十四年，朝廷命歷史上的“資深奸臣”秦檜“提舉鑄渾儀”，秦檜甚至為此專門請教過朱熹，但復制仍未能成功。

之后歷代均有再造，也都未能成功。直到1958年，著名的博物館學學者、中國科學技術史家王振鐸先生，依據蘇頌留下的《新儀象法要》，按1：5的比例成功復制了水運儀象臺的模型。其后，英國、美國以及臺灣地區，才陸續出現復原模型。

讀者若有興趣，還可以到廈門同安的蘇頌公園看看，那有一臺按1:1比例仿制的水運儀象臺。值得一提的是，這座儀象臺可不是簡單的模型，而是一座真正的小型天文臺。

除水運儀象臺外，蘇頌對科技的貢獻還在于寫下了三卷《新儀象法要》。這部著作當中的星圖收錄了1434顆恒星，書中更詳細介紹了水運儀象臺的設計原理及使用方法，堪稱中國現存最早的水力運轉天文儀器專著。

有意思的是，這位喜好“跨界”搞科研的高級公務員，還寫下了20卷《本草圖經》。書中精細繪制了近千幅藥物標本的圖案，被推為宋朝最完善也是最科學的醫藥書。

(來源：大閩網 供稿：紫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