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愛“跨界”的高級公務員——南安人蘇頌
唐代僅出過58個進士的福建,到了宋代迎來了教育事業的興旺發達。根據統計,整個宋代,福建在科舉考試中誕生了7000多名進士,約為當時全國數量的五分之一。
科舉選拔出的人才,大多進入了當時的“公務員”隊伍,一時可謂俊才薈萃。在這些“福建制造”的公務員中,有一名泉州南安人很是特殊——他就是學問、道德、政績俱佳,又喜好“跨界”搞科研的“高級公務員”,官至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即宰相)的蘇頌。
有意思的是,這位被史書稱譽為“經史、九流、百 家之說,至于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的奇才,在科技方面最大的貢獻莫過于制造出世界天文鐘的鼻祖——“水運儀象臺”并寫下《新儀象法要》,為后人留下現存中國最早的水力運轉天文儀器專著。
他造出“世界時鐘鼻祖”
北宋哲宗元祐年間,朝廷計劃“別制渾儀”。所謂“渾儀”、“渾象”,這是一種以“渾天說”為理論基礎,用以觀測和表現天體位置的儀器。因為當時任吏部尚書的蘇頌精通律例,加上“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志同道合的兩人便召集王沇之等在科技方面有專長的同僚,開始了水運儀象臺的制造。
根據《宋史》片言只字的記載,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出水運儀象臺的構造。《宋史·蘇頌傳》介紹,水運儀象臺“為臺三層,上設渾儀(天體測量之用),中設渾象(天體運行演示),下設司辰(自動報時器)”,分為三部分。更神奇的是,它還吸收了水車、筒車等民間通用的機械原理,“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完全自動。
到了北宋元祐七年,蘇頌和同伴們花費四年功夫的水運儀象臺終于在開封造成。這個臺高12米、寬7米的大家伙,除具有近代天文臺的雛形外,尤其值得稱道的還有它的報時功能。《宋史》稱之“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不差晷刻”,準確性極高。基本上,它已是一臺真正意義的天文鐘,更被譽為“世界時鐘鼻祖”。
關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的書中得到證明。他提到:“蘇頌把鐘表機械和天文觀察儀器結合起來,在原理上已經完全成功。他比羅伯特·胡克先行了六個世紀,比方和斐(與羅伯特·胡克均被西方認為是天文鐘表的發明人)先行七個世紀”。
外國人對此稱羨不已,國人對這臺水運儀象臺同樣心馳神往。元丞相脫脫主持編撰的《宋史》更是贊嘆地稱之為“前此未有也”,不吝溢美之詞。
歷代幾番復制終于成功
這臺設計精巧的儀器,卻在靖康之亂的戰火中被金軍掠往燕京,后更因不便運輸被丟棄。
南渡后的宋朝君臣對此念念不忘。根據《宋史》記載,宋高宗紹興三年,當時的工部員外郎袁正功便獻上“渾儀木樣”,雄心勃勃計劃復制水運儀象臺。有意思的是,舊時東京舊儀“用銅二萬余”,考慮南宋剛經歷戰亂,君臣特別將銅減量,“折半用八千斤有奇”。盡管如此,由于朝廷諸臣罕有通曉其原理的,復制一直未能成功。
束手無策的官員們只好請出蘇頌的兒子蘇攜,讓他將老父親的遺書獻上以“考質舊法”。遺憾的是,這次竟連蘇攜也沒能懂。直到紹興十四年,朝廷命歷史上的“資深奸臣”秦檜“提舉鑄渾儀”,秦檜甚至為此專門請教過朱熹,但復制仍未能成功。
之后歷代均有再造,也都未能成功。直到1958年,著名的博物館學學者、中國科學技術史家王振鐸先生,依據蘇頌留下的《新儀象法要》,按1:5的比例成功復制了水運儀象臺的模型。其后,英國、美國以及臺灣地區,才陸續出現復原模型。
讀者若有興趣,還可以到廈門同安的蘇頌公園看看,那有一臺按1:1比例仿制的水運儀象臺。值得一提的是,這座儀象臺可不是簡單的模型,而是一座真正的小型天文臺。
除水運儀象臺外,蘇頌對科技的貢獻還在于寫下了三卷《新儀象法要》。這部著作當中的星圖收錄了1434顆恒星,書中更詳細介紹了水運儀象臺的設計原理及使用方法,堪稱中國現存最早的水力運轉天文儀器專著。
有意思的是,這位喜好“跨界”搞科研的高級公務員,還寫下了20卷《本草圖經》。書中精細繪制了近千幅藥物標本的圖案,被推為宋朝最完善也是最科學的醫藥書。
(來源:大閩網 供稿:紫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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