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川出示他收集到的《西山雜志》手抄本

隱藏歷史密碼的清代奇書《西山雜志》(組圖)

清代晉江東石鄉土學者蔡永蒹由于其七世祖伯隨鄭成功抗清，遭到清朝政治迫害，禍及蔡家未能科舉登仕，只好轉為航海經商。因遇海難漂泊異鄉，在設塾授徒時偶然讀到一批當時尚存今已絕跡的重要史籍。他據此撰寫出筆記奇書《西山雜志》，并以手抄本形式流傳民間。

該書自上個世紀80年代初現身晉江，莊為璣、陳泗東、陳允敦、陳存廣等學者紛紛前往抄寫，并多加以勾稽考校。現任中國泉州學研究所所長林少川研究員，20多年來致力于《西山雜志》的輯佚校注工作，并將書中所記故事與文史資料互相印證，破譯了不少曾經懸疑的歷史密碼。

記載準確事例已有數十

林少川原是華大華僑研究所副教授，1997年到《泉州晚報》參與創辦《海外版》，他發揮人文學者的優勢，找到新聞與歷史的最佳結合點，在中華文化海外傳播、姓氏源流研究、尋根問祖等領域辛勤耕耘，采寫的獲獎作品多達50件，出版《穿梭在歷史與新聞之間——舊聞記者、新聞編輯林少川獲獎作品集》。

林少川介紹說，《西山雜志》撰者蔡永蒹，生于乾隆41年(1776年)，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是個沒有功名的秀才，又曾航海出洋謀生，閱歷甚廣。《西山雜志》的字里行間多斥罵清王朝，是犯禁之書，在當時自然不能公開出版，后來一直未曾刊印，僅存手稿。全書共計12本，1630頁，在戰亂中已丟失過半，上個世紀50年代保存在其族侄孫蔡春草處，僅剩6本，其中2本原件被人借走后未曾歸還，不知去向。

上世紀80年代末，林少川從事華僑族譜課題研究，查閱了閩南僑鄉地區800多部族譜。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晉江東石開雜貨店的蔡春草家里發現了4本《西山雜志》，認定這是珍貴的歷史資料。由于這套書此前被借走兩本未還，主人再也不愿出借。林少川花費了17天的時間進行抄錄，最終他堅持不懈的精神打動了主人，同意讓他帶走復印。巧的是，他在后來的調查過程中，又發現了那兩本被借走后下落不明的原件手抄本，當時抄《西山雜志》的人很多，估計是有人從原件擁有者處抄來的。現在，他手頭已擁有六種不同傳抄本及蔡永蒹手稿復印件，目前正擬爭取列入“泉州學研究系列叢書”正式出版。

經林少川考證核實，該書記載準確的已有數十個事例。如東南亞最早的華文碑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后渚港“石盤路”宋代石刻、紫帽山凌霄塔“里人莊文進”石刻、華安“仙字潭”畬族戰事石刻、青蒙“柴塔”史料考古、泉州南少林遺址等。

解密文萊南宋墓主身世

林少川出示了一份1995年廈門市政府外事辦發給華僑大學的傳真，上面寫著：“今接我駐文萊大使館急電通知，該國歷史中心主任賈米爾博士擬于9月13日下午前往貴校就泉州穆斯林歷史及其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舉行座談。客人希望林少川教授參加。”

原來，早在1972年，德國考古學家傅吾康在文萊發現了一塊宋代(1264年)碑刻，上書“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應甲立”。這一成果曾在海外史學界引起轟動，因為這可能是遺存于東南亞最早的中文碑刻！景定甲子是南宋理宗皇帝趙昀的最后一個年號，但700多年前的碑刻中所記的“蒲公”究竟是何許人也，卻無從知曉。

傅吾康教授推測，蒲公也許原為阿拉伯人，但已漢化，因為他是來自泉州的中國官員，而且墓碑完全是中式的，并認為蒲公必定是在地方上很受尊敬的人，或者是派往某一地區而死于途中的中國使者，否則人們是不會為他建立那么大的墓地的。但這些都只是猜想。

1990年，林少川與莊為璣教授合作進行華僑族譜重點課題研究之時，在《西山雜志》里的《蒲厝》條目，找到解開“蒲公之謎”的鑰匙——“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碑刻中的蒲公即蒲宗閔。《蒲厝》記載：“宋紹定間有進士蒲宗閔，司溫陵通判，后升都察院，端平丙申奉使安南(今越南)，嘉熙二年奉使占城(今越南地名)，淳佑七年再使勃泥(即今文萊)，后卒于官也。”除了有關蒲宗閔的介紹，還有詩文為證。

傅吾康教授于1991年出席在泉州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討論會”，從林少川處得到答案后滿意而歸。這才有了后來的文萊國歷史學者賈米爾訪華時，再次特邀林少川一起研究的后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