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晚上在錢塘江畔的鐵崧齋里，一本本翻看畫家張寅超兄收藏的老相冊。翻開這一本裝幀考究的繡花冊子時，目光一下被吸引了。

相冊的主角，是一個生于民國的上海女子。少女時代，是“資產階級”家的千金，中青年時代，是紅色中國的一名普通工人。這本相冊幾乎完整地記錄了她人生的黃金年代。

令人久久不能掩卷的，是她身上那種非凡的氣質，如美玉，如清流。當然，她是如此的美。

這樣的容貌，這樣的氣質，仿佛只屬于那個時代。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的出身，也不知道她的歸宿。就像一樹深巷里的梨花，獨自絢爛，又靜靜凋落。

我反反復復翻閱這本老相冊，和同樣好奇的周景明兄一起，像福爾摩斯一樣，假設、推斷、確定、否定，慢慢地，我們居然拼湊出了她大致的人生軌跡。

得益于這位細心的女子在很多照片上寫下拍攝年月，我們知道她生于1926年——

從她疑似55歲時的退休紀念照，甚至可以推斷她的生日在12月——

從九一八的槍聲到文革的落幕，她人生的黃金時代，其實重合了中華民族最苦難最動蕩的歲月。但她是如此的平凡和渺小，歷史的風雨可以改變她命運的方向，卻不能吞噬她，擊垮她。

作為一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中產之家的女兒，她的血液里沒有革命的沖動。她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城市女子，善良、溫和、勤勉、干凈。沒有大愛，也沒有大恨，一定要說愛，那就是愛她的家人，然后就是愛美，愛拍照。

哪怕在人性和顏色抹到最淡的五六十年代，她都會堅持上照相館拍照留影。當所有“資產階級小情小調”被剝奪之后，她把拍照當成對生活品質的追求，也是她與從前那個浪漫少女的私密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