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張越更大的非難來自于公檢法系統。網易《路標》接觸到的幾位法院系統中層干部表示，張越做事很獨斷，不按章法，法院重要案件的判決往往受到河北政法委干預;張越到河北不到一年就引起了法院系統的不滿。“如果遇到向我們私下質疑的案件當事人或律師，我們通常會說管不了，想翻案找張越去吧。”這一說法得到了一位曾辦理河北案件的律師的證實。

在2014年12月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參加指導的第二次河北省委常委民主生活會上，時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楊崇勇直接批評，“張越同志也要檢查在政法部門是否有一言堂的問題，這樣也容易滋生個人說了算的傾向。”

而轟動全國的河北“聶樹斌案”至今未能翻案，也可以看到張越干預的痕跡。2005年，王書金承認自己為1995年被判死刑的聶樹斌案的真兇，當時的河北省政法委因“一案兩兇”組成工作組，對聶樹斌案進行重新調查，承諾盡快公布調查結果，在2008年張越接管河北政法委后也未能兌現。同時，2013年9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下稱河北省高院)二審裁定王書金非聶樹斌案真兇，駁回王書金上訴、維持原判。

王書金的辯護律師朱愛民告訴網易《路標》，在2013年二審期間，河北政法委的一個工作組非法接入該案核查，將王書金非法外提，勸王書金“別蹚聶樹斌案的渾水”，如果照辦會給王書金被抓前的同居女友和孩子辦低保。在遭到拒絕后，工作組人員進行了刑訊逼供，“在衛生間用木板抽打王書金的腳心，在訊問室的鐵椅子上讓王書金坐了半個月之久”。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下稱山東省高院)對聶樹斌案進行復查，開啟了中國異地復審的先河。2015年9月16日，山東省高院對外宣布，聶樹斌案因案情復雜，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再次延長聶樹斌案復查期限三個月。知情人士告訴網易《路標》，河北省政法系統個別人士在配合復查時依然態度強硬，稱“這個案子就別想翻”。

不僅如此，網易《路標》調查獲悉，張越在河北公檢法系統打造了一只聽命于自己的“張家軍”，動用國家機器為私人服務。在合謀低價收購民族證券的過程中，“張家軍”表現賣力，手段狠辣。

低價收購民族證券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08年，郭文貴、馬建、張越即制定了進軍金融業的計劃，民族證券成為他們看中的“獵物”。而過程正如此前媒體所言，“頗為詭異”。

民族證券前身是中國民族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下稱中民信)，2002年4月，中民信整體轉制為中國民族證券，成為證監會直接管理、任命的三大券商之一。

經股權變更，2007年12月，大型國企首都機場集團以8.54億出資額成為民族證券第一大股東，占股61.25%;石家莊市商業銀行(現更名為河北銀行)9500萬元入股，占股6.81%，為第四大股東;東方集團(600811，SH)占股15%，為第二大股東。

2009年12月，石家莊市商業銀行在北京產權交易所(下稱北交所)掛牌出讓其所持股權，掛牌價2.91億元，交易的市凈率為2.75倍。掛牌通告明確提到了有3家民族證券股東沒有放棄優先受讓權。但直至時隔半年后的2010年6月，證監會批復郭文貴控制的北京證泉控股有限公司(時名政泉置業，下稱證泉控股)受讓股權，民族證券其它股東期間未見動靜。

熟悉河北銀行界的相關人士告訴網易《路標》，當時民族證券處于上升態勢，石家莊商業銀行本無意轉讓股權，但張越出面與河北銀監局交涉，并威脅該行某主要領導，稱掌握有足讓該領導入獄的證據，逼其強行出讓給證泉控股。

更受質疑的則是首都機場的股權轉讓。2010年12月，民族證券第一大股東首都機場對外宣布轉讓61.25%的民族證券國有股權。

知情人士告訴網易《路標》，轉讓是不得已的結果。起初首都機場方面對郭文貴收購股權并不買賬。按照證監會“一參一控”(同一機構不能同時控股或參股兩家證券公司)的政策要求，2010年初，時任首都機場董事長張志忠還發起了由首都機場旗下另一控股證券公司金元證券合并民族證券的要求。不過，合并方案遭到時任民族證券董事長趙大健否決。

2010年3月17日，首都機場發布公告，稱公司董事長張志忠已辭去董事長職務。兩個月后，張志忠被刑拘。2011年12月7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對張志忠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網易《路標》獲悉，馬建、中紀委相關人員曾向首都機場派工作人員勸說轉讓股權，并出具國家安全部公函，稱證泉控股為安全部重點保護企業，希望“轉讓價格低些，以后絕不虧待。”

2011年1月13日，首都機場正式于北交所掛牌轉讓民族證券股權，掛牌價為16億元。這一價格因明顯低于公允價格，在當時引起廣泛質疑。有媒體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權轉讓市場中，普遍的轉讓價為市凈率的2-3倍。按2009年證泉控股受讓石家莊商業銀行股權時2.75倍的市凈率計算，此次轉讓與原有估值34億相差18億元。

另外，首都機場還設置了苛刻的轉讓條件，即須三家以上國有獨資企業(非金融機構)組成聯合受讓體，每家企業實收資本不低于500億元，2009年末凈資產不低于2000億元。最終民族證券掛牌期滿，無人摘牌。具有優先受讓權的五家股東中，只有郭文貴的證泉控股提交了受讓申請，2011年6月3日獲證監會批復。

經過上述轉讓，證泉控股出資不到19億，一躍成為民族證券第一大股東，合計持股68.07%。面宴請北交所相關人員，仍表示證泉控股為國家安全部重點保護的特殊企業，任何人不得干涉，要求北交所設置排他條件。

北京砸車抓捕舉報收購者

然而，2011年初，在郭文貴收購民族證券行將收尾之際，郭文貴曾經的好兄弟、得力助手曲龍向中央紀委舉報股權轉讓疑點，并將情況告知包括《經濟觀察報》在內的幾家媒體，引起外界對證泉控及郭文貴本人的廣泛質疑。

曲龍系黑龍江商人，1998年即與郭文貴相識，關系一度十分密切。2005年曲龍幫助郭文貴的盤古大觀在湖南融資1億多元，但郭文貴遲遲未能還款，曲龍被債主逼債，3月被湖南公安刑拘，6月被逮捕后，后經曲龍家人多方籌措，在支付一定款項后，曲龍于9月取保候審。2008年，扳倒劉志華后自覺不方便露面的郭文貴請求曲龍幫忙管理公司，當年6月曲龍被任命為證泉控股的執行董事，代行董事長的權力。不過，2008年，郭文貴介入了天津環渤海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天津環渤海)的一次內部紛爭，成為日后與曲龍鬧翻的導火索，也是馬建、張越不得不為郭文貴不斷“擦屁股”的重要原因。

據財新網報道，2006年，時任天津環渤海旗集團董事趙云安瞞過董事會，通過私刻公章、偽造簽字等手段，最終將天津環渤海旗下北京世紀泰和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世紀泰和)70%股權轉為個人所有，由其弟弟趙克安擔任法人代表的北京和達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和達創新)控制。世紀泰和為天津環渤海另一家下屬公司—天津華泰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津華泰)的大股東，占股61.5%。而天津華泰最重要的資產持有“津濱發展”(000897.SZ)1.8億股可流通A股，2006年時候的市值約5億元。

實際上，為了借款緩急，天津環渤海董事局主席鄭介甫已將持有世紀泰和60%股份的北京銀邦偉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銀邦偉業)，質押給了河南焦作商人、焦作凱萊大酒店董事長謝建升。換句話說，鄭介甫已將大部分“津濱發展”的股票質押。2008年6月，發現銀邦偉業被掏空的鄭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報案，以涉嫌挪用資金罪將趙云安抓獲。

隨后，趙云安妻子找到郭文貴，請求幫忙“撈人”。郭文貴成功將趙云安救出后，趙為表示感謝答應借郭文貴3億元。此后郭趙合計，通過達成一筆并購：政泉控股以不超過3億元的價格，收購趙云安持旗下達和創新全部股份，主要資產是其控股的天津華泰，股票套現加現金資產約4億元。

作為郭文貴的重要合作伙伴，北京中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下稱中垠公司)董事長曲龍成為郭文貴執行上述計劃的主要操盤手，郭文貴順利拿到4億元“借款”。

但關于和達創新和天津華泰的歸屬，二人產生嚴重沖突。此前的媒體報道稱，郭文貴指責曲龍利用擔任政泉置業執行董事的便利條件，通過偽造簽名、制造虛假股權轉讓協議、變更公司名稱地址等方式，將和達創新和天津華泰劃撥中垠公司名下占為己有，并更名為源潤控股;曲龍矢口否認，稱和達創新和天津華泰是因為郭文貴無法支付對價款而轉讓給他，并且要求郭文貴歸還天津華泰的4億元現金。

到了2011年，曲龍、郭文貴的關系已勢同水火，便有了上述曲龍對郭文貴收購民族證券的舉報。據網易《路標》拿到的曲龍日后在獄中所寫的另一封舉報信所述，曲龍2011年初的舉報信在交給有關部門后，很快被郭文貴得知。郭文貴電話威脅曲龍，“你敢告我，找死，倒數時日吧！”

行動很快到來。2011年3月31日下午5時許，馬建下屬安全部某處處長高輝、河北承德市公安局相關警官、郭文貴保鏢趙廣東等十幾人乘坐四輛車，將曲龍圍堵到北京東四環的頌江南酒店院內，用院內石頭、酒店桌椅將前置擋風玻璃砸破，并用鐵棍撬開車門將曲龍強行帶走。期間，曲龍及周邊圍觀群眾均撥打110報警，但電話一直無法撥通。據曲龍律師后來赴承德了解，曲龍被抓走的理由是涉嫌“非法持有槍支”。

曲龍家屬及中垠公司員工向網易《路標》透露，曲龍被帶走的幾天后，承德公安局刑偵部門一領導赴曲龍的中垠公司，凍結公司及曲龍本人、妻子的賬戶，將公司的5輛車全部開走。

舉報者的入獄噩夢

而對于被帶到河北的曲龍來說，噩夢剛剛開始。從北京被抓走的第二天，即2011年4月1日，高輝以及承德市公安局相關警官將曲龍帶至承德市看守所辦理了入所手續，隨后開始頻繁外提審問。網易《路標》了解到，曲龍曾告知探監的家屬，其曾被外提到承德市北京軍區療養院7天，當時的狀態是“坐鐵椅戴手銬，連續7天幾乎沒有睡覺。”

不甘心的曲龍在承德市看守所期間給承德市檢察院出具了一封質疑材料，指出承德市公安局并沒有案件管轄權，持槍罪也無證據。時任承德市公安局一位領導知道此事后上報張越。5月6日，承德市檢察院更換罪名，以涉嫌職務侵占罪批捕曲龍，并將曲龍轉移到更為隱蔽的承德縣看守所。

據曲龍一封獄中舉報信中的自述，在5月中旬去承德縣看守所的車上，押解者將黑塑料袋戴在曲龍的頭上，威脅要悶死曲龍。并在承德縣看守所期間，對曲龍進行了一次長達10小時的逼供，致曲龍身體多部位受傷，昏死數次。當時押解者親口告訴曲龍，民族證券涉及河北重大利益，由上頭交辦，董事長（張越）親自盯辦，要求曲龍對民族證券的事閉嘴。

2011年9月，曲龍再次被轉移到承德市下轄的圍場縣看守所。2012年1月，圍場縣檢察院提起公訴，同年4月，圍場縣人民法院判決曲龍15年，這是職務侵占罪類別的最高年限。曲龍不服判決上訴，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承德中院)在一周內作出維持原判決的判決。

網易《路標》通過河北法院系統獲悉，當時張越直接打電話給時任承德市中院某主要領導，要求將曲龍按照職務侵占罪最高限15年量刑，并指令其逐級開會交代。盡管曲龍不服再次上訴至河北高院，但案件未獲受理。曲龍被判刑后，被臨時押送到承德市上板城監獄，一天后轉到承德市第五監獄。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過程中為張越效力的承德市公安局某領導、承德市公安局刑偵部門某領導、承德中院某領導，在曲龍被判刑后均獲得升遷。其中，其中一位現為河北某地級市副市長。

河南河北公安“搶人大戰”

更為夸張的是，曲龍這樣一個小人物，在河北服刑期間，引發了河南、河北公安系統以及國家安全部的曠日持久的“搶人大戰”。雙方你來我往多次，最終以河北“勝利”告終。

謝建升告訴網易《路標》，其發現鄭介甫借款所質押的銀邦偉業主要資產被掏空后，于2012年8月，以趙云安、鄭介甫、郭文貴、曲龍等人合同詐騙向焦作市公安局報案，并獲得公安部對案件辦理的批示。

網易《路標》拿到的焦作市公安局內部資料顯示，2012年12月18日至2013年3月11日，焦作市公安局為了對曲龍涉案情況取證，兩次赴圍場縣調案件卷宗，兩次赴承德市監獄交涉，但遭到刁難。圍場縣法院兩次均稱卷宗被承德市公安局借走;承德市公安局第一次稱卷宗已歸還法院，第二次稱需經領導同意才能調卷，之后不再接焦作公安方面的電話。

知情人士稱，在焦作市公安局僅有的一次對曲龍的提審中，房間被安裝有多個攝像頭，桌子底下安裝有錄音機，曲龍要求將其押往河南，才敢講實情。

不過，據謝建升供述他本人所做的調查：案件在馬建的直接干預下，通過河南政法系領導的批示，很快終止。

2014年6月，在謝建升向河南政法委的施壓下，案件重新啟動。此時的郭文貴已避往海外數月，曲龍也被張越從承德市監獄秘密轉至河北保定監獄。

焦作市公安局內部材料顯示，8月12日，焦作市公安局持有公安部、司法部手續，赴保定要求押解曲龍。并不清楚個中內情的時任河北司法廳許姓領導、監獄局管理局宋姓領導同意放人，張越并不知情。

在焦作市公安局，曲龍將華泰股權紛爭及民族證券轉讓的事情和盤托出。很快，焦作市公安局對已遠逃海外的郭文貴立案，并赴盤古大觀將傳票送至郭文貴律師手中。據許宋二人后來對焦作市公安局的講述，張越得知曲龍已被押往河南后，對許姓領導、宋姓領導破口大罵，并稱“誰把人放了，誰把人要回來。”

2014年9月6日，宋姓領導持有河北司法廳手續赴焦作要人。宋對焦作市公安局表示，目前發現曲龍還有余案，要帶其回河北審問，“過幾天就送回來”。但河南焦作方面要求其出具合法押解文書，并拒絕放人。

網易《路標》多方了解得知，2014年9月12日，許姓領導、宋姓領導持有國家安全部十七局函件和張越的手諭，再赴焦作。函件中稱，曲龍案件涉及國家安全，需要國家安全部及河北政法委聯合辦案。加之張越托時任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給當時河南省某主要領導打電話求情。在該領導的直接過問下，9月13日凌晨，曲龍重新被押至河北。

此時正值中央巡視組巡視河北期間(2014年7月30日-9月29日)，為避免閃失，曲龍被從焦作秘密直接押送河北邯鄲監獄，期間一直關禁閉，不允許與任何人聯系，后被轉至張越親信王某更方便控制的張家口監獄。

而后，焦作方面也發生戲劇性逆轉。2014年9月30日，負責謝建升案的專案組組長、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長王紹政以涉嫌受賄遭到調查。謝建升也因涉嫌行賄王紹政遭到通緝，不得不逃往海外。

郭文貴“反水”下的民族證券合并

在舉報滿天飛的同時，已成民族證券大股東(占股84.41%)的郭文貴與馬建、張越盤算了最后一步資本運作：推動民族證券上市，盡快將利益變現。

知情者透露，大約在2013年春，郭文貴找到北大方正集團CEO李友，雙方決定將民族證券與李友執掌的北大方正旗下上市公司方正證券合并。此前的媒體報道顯示，李友起家于河南，上世紀90年代即與郭文貴相識。另外，李友被曝與令計劃關系匪淺。

但關于合并一事，一位接近車峰的人士對網易《路標》提供了另外一種說法：在方正證券與民族證券合并過程中，真正的幕后主導者的正是在金融領域有廣泛人脈的車峰。方正證券合并一事單靠李友無法決定，必須報告北京大學校委會通過;且合并要經過證監會、教育部、審計部門、稅務部門等多項審查，僅靠郭文貴與馬建、張越也無法完成，車峰的作用此時完全體現出來。

該人士稱，其實在推動合并前，有關民族證券上市后利益分配已被劃定，相較而言車峰占有最大比例股權收益，站在前臺的郭文貴大概占有15%-20%的收益，馬建、張越等權力幫手都分得一杯羹。

無論如何，2013年8月方正證券首次對外宣布將收購合并民族證券，隨后公告將通過發行股份購買民族證券100%股權，民族證券成為方正證券子公司。2014年8月證監會批復合并交易，前后歷時一年。合并后，方正證券第一大股東北大方正占股下降至30.55%，第二大股東政泉控股占股21.86%。按照當年12月31日方正證券的收盤價計算，郭文貴持股市值近253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