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宋代古船出土現場

兩艘船，一艘于風雨中沉沒，而海上依舊白帆浩蕩;另一艘，在輝煌中謝幕，海面上卻從此帆影不再。白帆浩蕩的幕后，是唐以來宋元朝廷保護海上通商貿易自由的開明政策;帆影不再的背景，是明朝嚴厲的海禁政策：“瀕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番”，泉州市舶司關閉，民間海船被強令改造成無法遠洋航行的平頭船，雙桅海船被焚毀，民間造船、出海、市蕃貨、用蕃貨，一律繩之以重刑。民間航海貿易被迫停止。十三到十五世紀中國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船、最大的港口城市、最優秀的水手和最有勢力的海商，在朱元璋先后四次詔令“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下，這一切，宣告沉寂。

我們無法想象海禁兩百年里，泉州人是怎樣望洋興嘆無奈度日的。廣闊的海面上，除了官方的船隊外，中國海商的帆影已從海上消失，“每歲造舟通異域”的泉州已無可通異域之船。鄭和身后，海上世界滄桑巨變。利益驅動與冒險情結，在西方地理大發現的光輝照耀之下，西方世界如潮水般一浪接一浪地沖擊著中國海岸。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紛紛控制了東南亞的重要港口，西方船只在世界所有大洋中暢通無阻。明清之際，迫于壓力幾度開海又禁海的幾番折騰過后，中國雄踞海上的機會，失而復得，得而復失。

1904年，鄭和下西洋五百年后，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提請國人重新記起這位偉大的航海家，其中有驕傲，也有悲憤：西方現代化歷史的起點上，有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而“我泰東大帝國，與彼并時而興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這是驕傲。然而還有悲憤：“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并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當維哥達嘉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首開中西航海與現代化研究之比較研究的梁啟超，帶給后人沉重的歷史追問，與短暫的驕傲相比，悲憤更刻骨銘心。

在泉州，這艘靜泊的古船，每天都迎來如織的游人。遠方的來客端詳它，仰望它，泉州人熱愛它，尊崇它，以它為驕傲，它幾乎成了泉州這座城的化身。這艘船不僅記錄著一段泉州人造船與航海的輝煌歷史，也承載著作為使者的驕傲，寄托著泉州人新世紀續寫遠航夢想的新希冀。在這座有著1300多年歷史的城市里，四百年尊榮，與船密不可分。這艘“船”的起錨與航行，揚帆與靠岸以至擱淺與沉沒，與海有關，與風有關，與這片面向海洋的陸地有關，更與歷史大潮中的人有關。

公元565年，印度名僧拘那羅陀在刺桐港九日山的延福寺，一邊翻譯著《金剛經》，一邊等候季風，南航馬來半島。這件事被史學家當作泉州海外交通見諸文獻的最早記載。刺桐港，即泉州的古稱。那時，海船的出行和航程要憑借季風和洋流。秋冬之際吹北風，滿載著中國陶瓷、絲綢和茶葉的船只，從刺桐港駛出;第二年的春夏之際吹南風，外面的商船又載著香料和藥物進港。在宋代，每年海船往返季節，泉州太守都要率僚屬到九日山，舉行盛大的“冬遣舶、夏回舶”祈風祭海儀典，敬祭海神，向通遠王祈求賜風，福佑商舶在海上往返暢行，順風順水。對于依賴風力航行的船舶而言，風，幾乎決定了船的命運。祈風，是對大自然的敬畏，是對風的敬仰，是對不可抗的外力的深深祈愿。

今天的九日山上，可以看到十三方“祈風”石刻。據說泉州已恢復了這一古老的儀式，相信這隆重的儀典里有泉州人最深切的企盼。站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上，泉州，何嘗不也是一艘船呢?

此文原載《 人民日報 》( 2016年06月20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