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的警察：

這樣下去早晚出大事

我們該拿他怎么辦?

專案組民警牟麟記得，至少在易明11歲時，他就曾經逮過他。“我對他印象特別深刻，娃娃臉，身材很高大。”除了刑警大隊，當地至少3個派出所逮過易明。

而易明自己說：“警察至少抓了七八次。”警察抓他的原因有偷手機、偷自行車、撬車窗等。每次進去后，易明都呆不了多久，就被警察放了。

“我們反復核查了他的年齡信息，確實沒有年滿14周歲，不承擔刑事責任。”牟麟說，每次抓到易明，他們都感覺非常痛心，又無可奈何。牟麟說，他們也知道把易明放了，他還會參與犯案，造成他人財物損失，社會無法接受。“我們只能依法，批評教育后交給家長管束。”

牟麟不無擔心地表示：易明這種年齡的孩子，別看他個子高大，但心智并不健全，完全是被成年違法人員牽著鼻子走。“要是再這樣混下去，早晚要出大事。”

(涉及未成年人，文中人名除民警外均為化名)

【專家調研】

不宜簡單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按照現行刑法規定，14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才會承擔刑事責任。13歲少年屢屢發生的極端、惡性案件，現行刑法不會采取刑罰手段。14歲刑事責任年齡是否適當?要不要降低?

昨日，成都商報記者采訪國內部分刑法專家及成都市中院、市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相關負責人并了解到，近年來低齡化犯罪問題的確引發了刑事責任年齡問題的討論，并有專家進行調研。但是，目前法學界和司法實踐得出的普遍性結論是：不宜簡單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因為，造成犯罪低齡化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和社會關愛的缺失。”

據成都市檢察院未檢處副處長何娟介紹，去年6月，全國知名刑法學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宋英輝曾帶隊，在成都市檢察院做過相關調研。其中，關于刑事責任年齡問題是當時爭論較大的關注點，調研中，絕大多數參與調研的人員在座談時表示，不宜簡單降低刑罰年齡。

“實施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也是社會的受害者，總體來說應該予以教育挽救、寬容關愛。”何娟稱，如果按大家討論的，簡單粗暴地降低刑罰年齡，不僅達不到預防犯罪的目的，甚至可能陷入一種惡行循環。

成都市中院未成年及家事審判法庭負責人介紹，從司法實踐看，的確不適宜簡單將刑事責任年齡降低，而應從社會根源尋找未成年犯罪動因并預防。

四川川卓律師事務所律師冉彤是受訪中少有的支持者，他支持刑責年齡適當降低，但處罰可降低，原則上，對未成年人犯罪，“要打痛不打傷”。

針對個案改刑責年齡，更多孩子會受刑事追究

“一味降低刑罰年齡，達不到預防犯罪的目的。”何娟稱，專家調研中，大家普遍認為，雖然有的國家和地區將12歲或13歲作為起刑點，但在目前的中國并不適應。目前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很多，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教育缺失、社會關愛缺失。另一方面，目前并沒有權威數據統計過，究竟有多少不到14歲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如果因個別極端案件，而盲目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只會讓更多娃娃被嚴苛的刑罰追責，起不到從根本上預防犯罪的目的，也與當下“預防、挽救”失足未成年的司法政策不符。

溫江檢察院未檢科負責人劉旭稱，即使法律將起刑年齡降為8歲，也并不會杜絕犯罪低齡化，未成年人都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如果一味給予刑罰打擊，對他們的年齡而言，也未必公平。”

成都市檢試點“強制親子教育制度”

據何娟介紹，成都市檢察院從去年開始試點推行“強制親子教育制度”，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家長進行強制教育，引導他們如何與孩子溝通，如何關注關心孩子，如何幫助孩子樹立正確的人生觀，“這項制度目前在全國都是一項較為創新的工作，試點一年多，社會效果較為明顯。”

何娟介紹，強制親子教育制度，是檢察機關引入第三方公益機構，有針對性地設置系統課程，每周定期組織家長進行培訓，同時，對個案分別進行指導溝通，以此幫助未成年人及其家庭走出困境。“要讓有污點的未成年人真正回歸社會和家庭，才能斷除他們繼續違法犯罪的可能。”何娟表示。

“社會配套措施需要跟上。”劉旭稱，要從根本上杜絕未成年人犯罪，得從家庭教育方面進行引導，“像潑汽油案中的13歲小孩的家長，就應該屬于強制親子教育的對象。”

【對話少年】

“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也不想回家”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和成都商報記者一般個頭的易明，一直謙恭地坐著，聲音平和、禮貌，絕不搶話，如同一名正在向老師請教答案的學生。

易明回憶，小學六年級上學期，劉僵等幾名比他大的少年總來學校門口找他。“那時覺得讀書無聊，不想背課文，想耍。”易明就跟著混“江湖”，可劉僵等人不是白帶他玩的，要他一起偷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