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家盼著章金定平安歸來

兩次取款記錄：父親蹲守柜臺三天不見人

章文清急了，決定去學校看看。大字不識的他普通話都說不利索，找了村里的小學校長陪同。兩人先到了宿舍，舍友們對章金定的行蹤不甚了解，只說“他回來過，拿了件衣服又出去了”。去哪兒他們也不知道。

章文清說臨近畢業，學校老師對學生們的行蹤也不太清楚。后來，學校給章文清想了個辦法，開了張條子，方便他可以查章金定在校的取款情況。

章文清稱，在兒子失聯的幾天里，仍有取款記錄，“第一次取了100元，約兩天后又取了200元。他平時也是這么一兩百元地取。”

“這說明他人還在天津。老師說他論文沒做完，他平時很刻苦的，怎么可能在畢業這會沒做完論文就消失呢?”章文清相信兒子一定就在學校附近。他和同行的老鄉商量，決定在學校的銀行門口守著，希望能守到兒子。那時天津大學有2個自動取款機，一個銀行柜臺。兩個老人在柜臺邊守了三天，不見章金定出現。

兒子的校友黃培志陪同兩個老人報了警。可是章文清不明白，為什么派出所那邊一點消息都沒有。

在天津逗留了十幾天，仍然沒有兒子的音信。遠在老家的章秀連很擔心，希望這個目不識丁的老伴先回家，“別幾天后我們還得去找你”。

回家后沒幾天，章文清從黃培志那兒得知，兒子那張銀行卡里的錢全被取光了，卡也注銷了。

他懵了。

一名陌生人接聽電話：“他跳樓自殺了”

幾乎從那時開始，尋找兒子這件事對于這個農民家庭來說似乎無計可施，無能為力。9年來，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串電話號碼。神奇的是，無論什么時候打，這個號碼停機的時候不多，大多是關機，甚至有陌生人接聽。

章文清清楚地記得去年農歷十月，他借工友的手機撥，電話接通了，“接電話的人聽口音也像是外地人，工友和他聊了四五分鐘”。

“對方和工友說兒子已經跳樓自殺了。但是后來我再用自己的手機打，要么關機，要么不接。”章文清說他不相信兒子會自殺。

“那個人怎么知道兒子自殺了，他認識嗎?他如果知道自己用的手機號碼原主人自殺了，他還會用嗎?這不可能。”章文清懷疑兒子是在找工作期間碰到什么事，被人軟禁了。

“關機”號碼：老夫妻九年來唯一希望

章文清只能這么想著，他也不知道有什么辦法可以找到兒子。于是9年來，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串電話號碼。

白天勞作停下來喘口氣時，半夜輾轉反側時，兩個老人只要一想起兒子就撥通那串號碼。雖然每次都只能聽到冰冷的“關機”的提示音，但9年了，這是他們思念兒子時唯一的寄托。

“我不相信他會自殺，更不相信他不回家。他從小就特別刻苦懂事。”章文清說，當年章金定讀永春一中時，報到晚了，學校的宿舍分配完了。沒地方住，父子倆背著行李在學校周圍轉了一圈，房間都很貴。好不容易找到一間一個月只要40元的，可是在一堆燃煤旁。

“那地方黑乎乎的，主人家每天搬煤既吵灰又大。他說沒關系，不開窗就好。”章文清濕了眼眶回憶說：“我不忍心啊。我說我省省，給你找個好點的地兒住。”章文清堅持把章金定拉出那間小黑屋。他慶幸當時的堅持，才在學校碰到一名教管員，把章金定安排到高二的宿舍中去。

“早知道會這樣，就不讓他去天津了，就在福州讀大學就好。”章文清抹抹眼說，當初章金定的成績也可以被福州大學錄取。章金定堅持要去天津大學，說是：“這學校更好，以后工資也會高些。”

“其實我讓他讀大學，不是希望他能大富大貴，就是希望他以后可以三餐不愁，不用像我們這樣每天汗流浹背才能掙夠三餐的錢，日子可以過得輕松點，也就這樣而已。”章文清說完看向門口，沉默了。眼淚再次滑過他縱橫的臉，大姐看到父親的淚，也抽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