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白銀市東山路一處居民樓。1998年11月30日11時許，住在居民樓二樓的女青年崔某在家中遇害。

那天她父母下班，找不到孩子，報了警，最后在家中的柜子里找到她。衣服沒了，身上沒有傷口，陰部撕裂，被皮帶勒住窒息而死。

高承勇事后回憶，殺完人他口渴了，自己還沏了一杯茶，加了點兒姚家的茶葉。

喝茶的玻璃杯被他遺落在桌上，還留下了指紋。張端因此一度覺得，是同單位的熟人作案，茶是小姑娘沏的。

如果說第一起命案是泄憤，那第二起就不得不讓人懷疑，這是無差別殺人了。

人們內心被恐懼籠罩。一種反應是迅速搬走，沒搬走的，下了班都會閉門鎖戶。以前那樣家家房門大開的日子，不再有了。

石曉靜樓上的住戶李靜(化名)搬走了。案發前，李靜家中保姆曾提醒，水房邊有陌生男人在張望。命案后她心下一驚，逃也似的帶著剛出生的孩子離開，再也沒回來住。

職工們的另一種典型反應，就是對供電局保衛科和刑警們無能的憤怒。

因為門禁森嚴，警方兩度把嫌疑人劃定在供電局內部，一位民警至今還保留著兩厚本嫌疑人的資料，記錄了每個人的愛好、外號、跟誰走得近。但要么沒有作案時間，要么條件不符，所有嫌疑人一一排除了。

最初，警隊的臨時指揮部進駐供電局，吃住都在大院，但調查長久沒有進展。職工們罵得不行，每次張端去食堂吃飯，總有人打趣，“到點了，又來吃飯啦?”

第二起案子后，張端不在大院吃住了。不在那里久留，看完現場，灰溜溜地離開。

案子破不了，他心里像過了火一樣。

從寂寞城市的舞廳查起

沒有什么可以阻擋時代變遷。比起工廠破產、工人下崗的浪潮，不管是“小白鞋”之死，還是供電局兩起命案，都只在單位內部引起震動，未觸發大范圍的關注。

90年代，建市時為解決男職工婚配問題設立的棉紡廠最先減產。氟化鹽廠等較邊緣的企業，或買斷工齡，或清退員工。鐵板一塊的國營體制出現松動。

盧克誠在這段時間里任白銀副市長，他記得，效益不好導致公司內退、提前退休的情況并不少見，閑散人員增多。

人心思變的季節到了。白銀小城里，除了壯麗的天空、粗糲打在人身上的沙子、光禿禿的荒山與槐樹環繞的街道，一切都不一樣了。

但白銀偏安一隅，少有人想著出門，長途汽車站一天都賣不出去幾張票。賦閑的人們無處可去，常在大街上游蕩。

1998年1月，兇案又起。楊洋(化名)在家中被殺。她獨居在勝利街，丈夫是皋蘭縣糧庫的工人，兩人聚少離多。

和此前兇案手法相同，她頸部被切開，有銳器傷6處。楊洋在死前曾劇烈抵抗，尸體肌肉僵硬，床上有明顯的抓痕。

她是舞廳的?？?，接觸的人相對復雜，刑警們推測是熟人作案，排查方向調轉，指向了舞廳、壞慫和前科人員。

90年代末，舞廳、咖啡廳、洗頭房傳入，在白銀一夜間成為風潮。

冬天的白銀那么冷，一二月間，動輒零下十度。戈壁的風在空中怒飛，聲響巨大，仿佛窗外有個海洋。路上積雪及膝，白茫茫的原野一望無際。但人們還是要出門跳舞。

工廠蕭條，人心渙散，上班的人，早上去單位簽個到，就奔舞廳而去。

舞廳是命案的高發地。年輕的荷爾蒙無處發泄，你踩了我的腳，我請了你心儀的姑娘跳舞，都成了打架的理由。每個舞廳的標配，是門口兩個維持秩序的彪形大漢。

各個工廠的俱樂部都改裝成了舞廳，掛一個霓虹燈球，熱鬧得很。七八個人組個樂隊，翻來覆去彈那幾首曲子，聲震四野。搬著小板凳占座位，工廠焊的藍色鐵椅，堆滿了舞廳的墻角。

那段時間，“白銀強奸殺人案”的嫌犯高承勇也愛上了跳舞。交誼舞，在鄰村的舞廳，兩塊錢一個人，能跳上一整天。他曾因擁抱別人女朋友而被刺傷，目擊者稱，“血流得呼呼的”。

焦灼的年頭，人們的情緒被放大了。世道亂起來。相繼出現賣瓜小販被殺、搶劫殺人、幫派火拼殺人等案件，捅死了不少人。

嫌疑人一個個排查過去，看著像，證據又都不夠，張端心里像是汽車打火打不著，又興奮又痛苦。

破案遙遙無期，但排查沒有停止。警察在黃河這岸的市區，逐戶摸排。而高承勇在黃河那岸，繼續生活。

恐慌1998

被抓后，高承勇告訴警察，1998年，他到了一種不殺人就心里不舒服的狀態。

他便騎著自行車從青城鎮到白銀城，在街巷間四處游蕩，尋找獨行的年輕女人。尾隨，然后進屋、一刀抹頸。

這一年，他罕見地制造了四起命案。春節前后，三天他連殺兩人楊某和鄧某;7月份，8歲女孩姚某被勒死。11月份，氟化鹽廠女工崔某倒在客廳一片血泊中。

往往張端還在開上一個命案的會議，下一個命案的報警電話又打來了。十幾個刑警刷地站起來往外跑。警笛響徹空蕩的街巷，車里，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相比以前，這些作案手法也愈發暴力。

殺人后，高承勇取走了楊某整個頭頂的皮肉和鄧某背部近30厘米皮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