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晚，一名票友在白銀市中心的一個涼亭中表演秦腔，吸引了上百名戲迷圍坐聽戲。

女工崔某除了頸部被切開，上身有22處刀傷，其下身赤裸，乳房、手、耳朵都沒有了。

刑警王洋(化名)進現場時，碰到擔架抬死者出來，一只手吊在擔架外，他想把它放回去，順著胳膊，摸不到底，“怎么是個棍”，他嚇得差點摔倒了。

供述時高承勇說，他把割下的這些器官都扔進了黃河，然后回到青城鎮的家。

在張端眼里，白銀人不存在這么極端的殺人方式。他們耿直，彪悍，不打嘴仗，上來就愛動手，刀也動，骨折、腦震蕩是常事。殺個人也簡單。人們聽說誰把誰殺了，“哦”一聲就過去了。而這次看到現場，殺得那么慘烈，“啊?”才引起大家關注。

沒過多久，城里傳言四起：白銀出了個“殺人狂”，偏愛紅衣、長發、高跟鞋的年輕女子。還有傳言稱，兇手的前女友喜歡穿紅色衣服，后來兩人鬧掰，所以他懷恨在心。

在灰撲撲的廠區，延續了改革開放前的著裝要求，人們穿著一模一樣的藍色的確良工裝，單調而沉悶。一位當年的紡織女工回憶，正因如此，年輕姑娘們下班后格外愛穿紅色，它那樣明亮，讓人快樂。

但連環兇案將這種美好“變異”了。

白銀市圖書館管理員李春(化名)除了本命年時，買一件紅衣穿兩天，其他時候再也不穿紅衣服了。她甚至有些討厭紅色。那幾年，街上看不到紅裙子，甚至看不到披肩長發，女孩們都把長發挽起。

人們還總結出殺人狂的作案習慣，在大街上流傳：是外地人，冬天來作案，夏天不來。有幾個千萬不要去的地方：銀水巷，傳言那里撿到過一條人腿;冶煉廠家屬院以及新開發的人少、幽暗的地方。

恐慌情緒還影響到了學校。學校開始提前兩個小時下晚自習。門口接孩子的家長多了起來。十多年過去，提早的晚自習時間，沿用到了現在。

一位中學教師的家在一個幽暗的巷子里，她總讓家人留著燈，上完晚自習回去，她會踹幾腳墻，弄出點聲響壯膽，還讓丈夫出來接她，“現在想想，有些后怕”。

刑警王洋的記憶里，那時警方接到的報案劇增，常有人懷疑自己被尾隨而報警，當時白銀公司保衛處的一位偵查員，聽到一點消息，“刷地就撲過去”。老百姓和警察都已經草木皆兵，“快要神經了”。

兇殺案的恐慌就像瘟疫一樣在城市蔓延。而資源枯竭的危機、經濟的極速下滑在這一年同樣顯現。

曾經效益好、包分配、收入比市里職工高出三分之一的白銀公司，開始發不出工資，白銀公司職工羨慕起白銀市職工。這座城市的多數人，都在迷茫與恐懼的氛圍里生活。

疑犯消失的十四年

很長一段時間里，每次受害者家屬跑到警局打聽，張端潛意識里都希望躲得離他們遠遠的。

有DNA，對比不了;有指紋，只能肉眼識別;有畫像，沒有天網系統。明明證據都有了，但懸案十多年沒破，這讓他發窘。

2000年冬天，再次案發。棉紡廠家屬院里，29歲的羅某被殺死。與此前命案類似，她頸部被切開，雙手被取走。

警察們最悔恨的是，2001年，他們曾與疑犯擦肩而過，喪失了抓住他的機會。

這一年5月22日，公安局接到報警，電話那頭的張某已不太能說話，她呼嚕了幾聲，說自己在水川路的家中被害，民警沒聽清地名，便沒有出警。就此錯過。

張家人打了120。醫生趕到后發現，張某被割了喉，便再次通知警方。水川路與白銀分局刑警支隊一街之隔，但為時已晚，死者只留下了兩個關鍵信息，“長發”、“本地”。

后來張端分析作案時間，要是接警后能及時趕到，警察應該會與兇手迎面撞上。因為逃離現場的路只有一個出口。

而機會一旦失去，就不再有了。2002年，兇手在陶樂春賓館三樓再次作案，將25歲的朱某頸部切開。從此停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