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長安街知事

撰文|詠春

同一省貪污過億的官員，既有部級，也有廳級，還有處級。腐敗形勢之嚴峻，讓人大開眼界。

河北省委原常委、秘書長景春華，被指控非法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6000多萬，另有8600多萬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加起來近1.5億元。

承德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李剛，被起獲贓款現金1億余元;河北融投集團原董事長李令成十八大后仍不收手，涉案金額超過2個億。

“小官巨貪”馬超群，北戴河供水總公司原總經理，家中被搜出1.2億現金、68套房產、37公斤黃金。

中紀委專題片《永遠在路上》說明了一個深刻的道理，一個地方政治生態出了問題，黨委一把手難辭其咎。時任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不僅公開放出反腐敗工作要放一放、緩一緩的言論，甚至直接插手干涉紀委的工作——一個市委書記本來應該早抓的，但是一直拖著不抓，中紀委催問了才抓，還有幾個市級領導、廳級領導本來都應該抓的，最后都在我所謂的把握之下沒有抓。

省委書記帶頭腐敗、干涉辦案，下面的領導干部大肆貪賄、盤根錯節，在如此復雜的局面中，履行監督責任的紀委書記該如何破局呢?

河北省紀委書記陳超英，也在中紀委專題片中亮相。2014年8月，他從遼寧調到河北工作。在此之前，他并沒有太多紀檢工作的履歷，是從系統外選拔而來的。

長安街知事APP發現，在短短兩年的時間里，河北的反腐成績非常突出：省委常委班子中，拿下了書記周本順、秘書長景春華、組織部長梁濱和政法委書記張越;2015年巡視監督覆蓋全省，發現線索是2014年的3.2倍;此外，像上文提到的一批巨腐官員也隨之被查處。

在中央巡視組公布的問題清單中，河北省被指“小官巨腐”。根據巡視反饋意見，該省展開了專項治理。陳超英介紹說，這一行動開展一年，立案將近萬件，查處了6000多人，過1000萬的31人。

有小伙伴會問，紀委書記初來乍到，又面對重重干擾，他的團隊是如何查處這么多要案的?這就不能不提到中央反腐敗的制度設計。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方向，其中有三個亮點值得注意：一是加強各級紀委對同級黨委特別是常委會成員的監督;二是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三是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

這三條，清晰地回答了紀委工作對誰負責的問題。此前，各級紀委對同級黨委的監督顧忌太多，有時候還會受到牽制。改革之后，紀委垂直對上負責的要求更加明確，選人用人的話語權更多地交給了上級紀委，這樣紀檢干部就能硬起腰桿、板起臉來開展監督執紀問責。

紀委的小伙伴告訴長安街知事APP，不論紀委書記從哪里來，以前干沒干過紀檢，把工作做好的關鍵就是堅決落實好中央關于反腐敗的各項要求，這也是“兩個責任”的要求，對于黨委一把手同樣適用。十八大后，中央的反腐敗制度體系越來越健全、政策越來越精準，形勢雖然復雜，但不論是黨委負責人還是紀委負責人，肯定不是難干了，而是能更有針對性地干。

河北的案例就生動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周本順時代，因為自己搞腐敗，對反腐不真抓，不落實中央要求。新書記趙克志上任后，果斷提出要堅決支持紀委查辦腐敗案件，對腐敗分子絕不姑息遷就，并要求省紀委認真分析檢查河北“兩個責任”特別是主體責任落實情況。

今年3月，在接受中國紀檢監察報采訪時，趙克志還表示，全面從嚴治黨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必須使出命來干，并放出狠話：“今年河北將開展‘清倉’行動，減存量、遏增量，讓搞了腐敗的人付出代價。”

陳超英的工作也是緊盯中央要求。上任兩個月，他就主持召開省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專項小組會，提出省紀委書記到各設區市可直接約談市委書記、市紀委書記，層層明確責任，傳導壓力。后來，他還提出，盡快從“只盯違法犯罪”向“盯違規違紀違法”轉變，進一步創新監督執紀方式方法，把快查快結、抓早抓小落到實處。這一提法，正是對執紀“四種形態”的準確理解。

江西、云南、遼寧與河北情況類似，曾主政的一把手蘇榮、白恩培、王珉自己搞腐敗，帶壞了一批干部，政治生態也出現了問題。與此同時，三地紀委書記周澤民、張碩輔、林鐸(后為陳小江)都是從中央空降或異地調任的，從已有的成果來看，三地反腐敗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這背后，正是改革后的紀檢監察體制在發揮作用。張碩輔上任后曾表示，要堅持把查辦違紀案件作為反腐敗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始終鐵腕反腐，有案必查。有這樣的底氣，一是“定位準確”，二是“責任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