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旅客在沈陽北站乘車返鄉。(資料圖片)

天津，春運中返鄉的學生。(資料圖片)

大年初一，天才蒙蒙亮，不知何處躥出的爆竹聲便把這個位于河北省南端的小村莊叫醒了。起更(民俗)、穿新衣，村中的男女老少開始組團結隊，走街串巷地磕頭拜年。平日里，村中少見這么多人走動，難得熱鬧。

但這熱鬧，似乎與家住村西頭的研三學生孫敏無關。

論習俗，還未出閣的她初一那天無須去各家拜年，所以依舊睡她的覺，玩她的手機，寫她的論文，偶爾逗逗5歲的小侄女，待在家中。除了些許近鄰近親，其他人她只覺眼熟，卻叫不出名字，即使在門口撞見，也是禮貌性寒暄兩句便作罷。

在她看來，除了房子比以往更新，空調、電腦多了幾臺，附近大水坑里的垃圾堆了起來，鄉鄰更顯陌生外，村還是那個貧困的村，路仍然很泥濘，只是她已不是當初那個農村娃了。

作為村里的第一位研究生，14歲那年她便去其他鄉鎮讀初中，后來到縣城上高中，去廊坊市念大學，現在省外讀研。對于27歲的孫敏而言，家鄉也如兒時玩伴那般在不知不覺中漸行漸遠，回鄉工作已不是心中所愿，而在城市的扎根發展卻還有些模糊不清，仿佛只有在這一方熟悉的院落里心中才覺安穩踏實。

越來越淡的年味兒，回不去的故鄉，難融入的城市，不少像孫敏一樣的農村大學生在其中兩難，掙扎、成長、蛻變。

躲在手機里的年

“過年”像一場不可缺席的國民盛典，對很多在讀或已畢業的農村大學生而言，這可能是家中一年僅此一次的大團圓。但一回到了家中，他們轉眼又鉆進了手機。

除夕早晨，河南省鄲城縣某村，物流專業大學生王中亦的手機就開始“叮叮”響個不停，打開微信皆是熟悉或不熟悉的好友發來的祝福消息，各群聊里的“紅包接龍”游戲歡樂無比，滿屏喜氣洋洋，遠比眼前真切的春節要熱鬧。

“看電視、打牌打麻將、玩手機、睡覺”便是王中亦春節假期的日常，家中的年輕人也多是如此，“大年初一會去拜年，和村里上大學的小伙伴聚一聚，其他的基本就沒什么聯系了，聊不下去。”不知何時起，王中亦對過年越來越無感。

在河南、河北農村，流行著一首民謠，“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殺只雞;二十八，蒸棗花;二十九，去打酒;三十，包餃子;初一，撅著屁股亂作揖兒。”

90后王中亦從小聽著母親念叨這一“過年指南”長大。在他記憶中，家中除夕夜會擺“大供”，四處跑著撿鞭炮，挑白菜根兒做燈玩，都很有意思。在孫敏印象中，家中長輩做棗花饃——把一個個面團捏成了蛇、刺猬等漂亮的形狀，最是神奇。

如今，“蒸棗花”這項技能漸漸“失傳”，打酒磨豆腐早沒了蹤影，唯有吃餃子、走親拜年是“雷打不動的”，如最后的堡壘般堅挺著。

然而提起“走親戚”，孫敏有時卻有些發憷。她曾仔細算過，在外求學的這13年間回家的次數不過50余次。每次回來她也喜歡“宅”在家，不少不常聯絡的親友名字或面孔已有些模糊。

很多時候去拜訪親戚前，孫敏都要問下父母，“這家是什么關系，該怎樣稱呼?”村中由家族與輩分交織成的人際關系網如老樹根般糾結，常讓她一臉茫然。大多數情況下，拜年時她就在旁默默玩手機，“主要是爸媽和他們聊，我不知道該說些什么”。

回不去的故鄉

“畢業分配到哪兒”“上完學能做什么樣的官兒”“一個月能掙一萬嗎”……

鄉鄰們不斷向北京理工大學大二學生劉寒冰拋來類似問題。雖然上世紀末高校畢業生就不再包分配了，但上大學就能“做官”等觀念依然在他的家鄉云南省威信縣三層巖社根深蒂固。

起初劉寒冰還會耐心解釋，后來他盡量避開這種話題，今年春節干脆沒回家。即便回去，家中也鮮有可愉快交流的人，連村中同齡的小伙伴也很少聯系。

“他們有的結了婚，打扮很成熟，有的卻整得很‘殺馬特’，頭發染成了各種鮮艷的顏色。”年少時一起放牛、抓螃蟹、摘果子的玩伴，不少在初中時就輟學務工去了，“班上最初80余人，初中畢業時走了近一半，從此走上了不同的路，共同話題少了，比如他們會聊掙錢結婚，我就插不進去嘴。”劉寒冰自己也很無奈。

武漢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陳聞晉副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認為，春節，總與“家”相伴相隨。每個人心中都會存在一種對家鄉和曾經生活場景持久、深刻、美好的眷戀心理和回憶，比如環境的優美，人性的善良等，這會成為他們以后發展的精神動力。但如今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使得農村更加荒蕪和衰落，使得農村大學生實際感受到的農村生活與農耕文化生活的記憶不符，而他們現在所接受的學校教育又是沿著西方教育體系走的，與中國傳統農耕文化存在沖突甚至對立，使得農村大學生對現下農村產生厭倦，進而想遠離農村，拋棄農村。

在北京理工大學教授、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楊東平看來，這其實是種自然的現象。“這些大學生的使命不就是跳出農門嗎?不在農村生活后漸漸就會與家鄉的環境疏離。”

這種疏離不僅是地理上的距離，也是思想觀念上的鴻溝，而鴻溝背后是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城市工業文化與鄉村農耕文化的碰撞與沖突。農村大學生向來所受的“不要做農民，要成為城里人”的教育，正如印度的圣雄甘地所說，“使他和他的生活環境格格不入……他自己祖祖輩輩所創造的文明在他的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無用處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使他與他的傳統文化決裂”。

“對家鄉的陌生和無知，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教育取向的問題。”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玉林認為，“無論爹娘還是老師，乃至教科書，灌輸的都是城市導向、非農業導向的價值觀。而應試教育當然也不會給‘家鄉’或鄉土留下應有之地。既然自己已經跳出去且不會再回來，家鄉的現狀和未來都與己無關，哪會有與之打交道的興趣呢?但如果‘使命就是跳出農村’成了一種教育取向或主導性的價值觀。這意味著我們的教育和社會已經病得不輕。”

難融入的城市

在這種趨勢下，除了擠進城市，農村大學生似乎別無選擇。

作為村中的第一位大學生，王中亦去沈陽上大學前從未出過縣城。在大學里，他第一次去了肯德基，但因不知如何點餐最終沒吃成;第一次坐投幣公交車時有些發蒙，甚至不知該站還是坐;第一次進KTV，不會唱歌的他便在那里睡著了……他漸漸感受到農村與城市的差距，以及自己與城市學生的距離。

“當時城里學生多才多藝，而我除了學習什么都不會。”尤其在畢業時，農村大學生的弱勢就更凸顯，“城市同學的父母在求職上能給他們指導和幫助，而村里父母根本還不知道你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完全靠自己”。

2014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等10個省份調研發現，農村大學生就業更難。在未就業大學畢業生中，來自鄉鎮的為27.1%，農村的為25.7%，二者合計占52.8%，而來自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市區的僅為13.2%。而城市家庭出身的畢業生進入公有部門的比例(47.8%)遠高于農村家庭出身的畢業生(31.1%)，城市家庭出身的畢業生的平均初職月薪(3443元)高于農村家庭出身的畢業生(2835元)。

也是在同一年，王中亦拿到了某知名電商的offer，“當告訴父親月薪只有3000多元時，他一個40多歲的大男人當場就哭了……”這是王中亦第一次看到父親哭，“他覺得這薪資還沒他打工掙得多，很心酸。”

過年回鄉，每當鄉親們問起工資多少時，王中亦都含糊其辭，“我知道我遠沒有他們掙得多，如果實話實說，他們要么不相信，要么會很瞧不起你”。

“漂泊、孤獨和無獲得感是‘城漂族’普遍的心理狀態，大多數人都靠不上父母，只能靠自己在競爭越來越激烈、房價和社會期望值都越來越高的城市打拼。但由于城鄉差距的延伸影響，在中國，這種現象則在出身農村的學生身上表現得更明顯。”張玉林說，也許時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一問題。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據悉，為進一步提高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上重點高校規模和比例，2016年繼續實施的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又稱“國家專項計劃”)、地方專項計劃、高校專項計劃錄取農村和貧困地區學生9.1萬人，比2015年增加1.6萬。一批批農村大學生從故鄉涌向城市，在農村和城市的夾層中掙扎并努力著。

大學生杜靜在過年時，偶然向父親問起自己村子的村名“劉萬稅”的來歷，得知原來是漢代有位皇帝曾在此逗留，離開時被村民拉住不讓走，于是村子便有了“留萬歲”之名，后來改成了“劉萬稅”。“當時覺得很有意思，還去網上查了村子的歷史，發現其實自己對家鄉知之甚少。”

今年過年回家，杜靜沒事兒就去“串門”跟鄉親嘮嗑，“和年輕些的會嘮些家長里短、新聞八卦，和老人聊歷史比較多，尤其聽他們口述自己親歷的歷史時，你會真切感覺到這片土地就是你的根，會給你種安定而溫暖的力量。”

正如陳聞晉所倡導的鄉愁教育，即通過文化遺產教育、國情教育、民俗教育、鄉土教育等方式，對因傳統時代記憶載體急劇消失而產生的集體性焦慮進行慰藉。“對大學生進行鄉愁教育是工業文明取代農耕文化傳統時代的教育新產品，又是傳承民族文化的文化教育，旨在喚起民族文化傳統的整體記憶和個人文化傳承，抗拒集體無意識的遺忘，為中華民族保留文化基因。”

陳聞晉指出，現代教育是讓學生成為現代文明人，“讓他們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今，大學畢業5年的王中亦可以說已經做到了。他不僅如愿成了家鄉的公務員(課程)，實現了夢想，同時也在市里買了房安了家。

(應采訪對象要求，孫敏、王中亦、杜靜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