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良、吳幼雄父子學者78載接力——

破譯石刻中的海絲榮光

吳文良、吳幼雄是泉州文史界為人熟知的父子學者，尤其是吳文良，被譽為“填補我國海外交通史研究空白的人”。他生前向泉州文物部門捐贈的上百方古代宗教建筑和墳墓石刻遺物，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的重要館藏文物，成為“海絲”文化的重要見證。

一方石刻就是一段歷史。吳文良、吳幼雄先后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與《泉州宗教石刻(增訂本)》，為研究古代社會歷史、宗教、藝術、中外古文字和宋元以來外國人在泉州一帶的活動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展示了泉州宋元時期“東方第一大港”的風采。

自吳文良1928年搜集到第一方石刻開始，到2005年《泉州宗教石刻(增訂本)》正式出版，兩代學者為泉州宗教石刻的研究與探索，付出了78年的時光與心血。正是因為他們的執著與努力，泉州燦爛的“海絲”文化和背后可歌可泣的故事，一直傳遞到今天。 □記者 陳智勇 文/圖

年過八旬的吳幼雄老教授深居古城老巷，一直關注海絲文化保護。

古代海絲友誼感動卡塔爾公主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推動泉州城市的發展，還影響萬里之外的中東國家卡塔爾公主阿爾·瑪婭薩·賓特·哈馬德·阿勒薩尼，她在美國留學期間看到了《泉州宗教石刻》，十分震驚有這么多先祖到泉州進行經貿文化交流。

2011年，已擔任卡塔爾博物館管理局主席的卡塔爾公主，邀請泉州著名藝術家蔡國強到其國家辦展覽。當年12月上旬，蔡國強在中東的首次個展《海市蜃樓》及大型焰火爆破計劃《黑色儀式》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當時年過七旬的泉州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吳幼雄應邀參加，并為蔡國強此次活動提供學術方面的協助。

在阿拉伯國家人眼里，“死在異鄉，即為殉教”。吳幼雄說，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人民來到泉州做生意，不僅將他們的貨品帶到泉州，還從泉州采購陶瓷、絲綢和茶葉等商品運回去，有些商人就在泉州生活，還將他們的文化和宗教帶到這里，留下許多教堂的碑刻，還有不少人最終客死古城，安葬在這里。

“我們的先祖始終以一顆開放的心胸接納他們，沒有將他們的墓葬破壞掉，這是對外國人民的尊重。”吳幼雄說，正是這一點感動了卡塔爾公主和中東人民，因此才有了新時代的文化藝術交流活動。蔡國強在多哈舉行的“靈魂返鄉”，源自我國民間習俗“引魂”，展示了“以原鄉為題材的世界頂尖不同文明對話”之魅力，深受當地人民歡迎。同時，蔡國強還用泉州大理石復制了30多方墓碑，在當地展示結束后，這些仿制墓碑與現場創作的作品，一同捐贈給新開館的卡塔爾國家現代美術館永久收藏。

蔡國強此次中東之旅也被譽為“是泉州這座曾以刺桐城名揚阿拉伯世界的歷史文化名城，與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千年歷史文化關系的延續。”

時隔48載《泉州宗教石刻》出版增訂本

談及《泉州宗教石刻》，吳幼雄陷入沉思。他說，其父親吳文良一開始是學習生物的，與泉州宗教石刻的結緣，受益于一場考古學術報告會。自1928年起，吳文良開始搜集并研究古代僑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等留下的宗教石刻。

1954年，吳文良將收藏的100多方宗教石刻捐贈給泉州文管會，引起海內外文史界關注。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得知后十分重視，專程蒞泉頒發嘉獎狀，并鼓勵吳文良進一步研究出版成書，還題寫了書名。三年后，《泉州宗教石刻》出版。后來，吳文良又捐贈了數十方宗教石刻給故宮博物院(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南京博物館、福建省博物館和廈門大學等收藏研究。

“1957年，《泉州宗教石刻》首發出版，但只是薄薄的一本，只有圖片，研究文字很少。因為那時限于研究條件，石刻上的許多文字還沒有被破解。”吳幼雄回憶說，《泉州宗教石刻》出版后不久，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一直鼓勵增訂再版。夏鼐是陸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權威專家，他十分看好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前景，認為《泉州宗教石刻》十分有價值。遺憾的是，之后吳文良不幸辭世。在夏鼐等人的鼓勵與支持下，吳幼雄繼承父親的遺愿，著手《泉州宗教石刻》增訂工作，幾經波折，直到2005年，《泉州宗教石刻(增訂本)》在各方的關注下正式出版，新增了許多發現和研究成果，頁碼也由原來的100多頁增加到600多頁。

石刻見證世界商人云集刺桐港

“歷史上，不僅我們中國商人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走出去，沿線國家的人民也漂洋過海來到泉州做生意。”吳幼雄說，泉州發現的宗教石刻涉及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如泉州清凈寺保存下來的石刻就涉及古蘭經，部分文字翻譯成中文就是“安拉(安拉為伊斯蘭教的主神)保護了商船在海上航行安全，商人到世界各國做生意平安”。

吳幼雄說，十至十三世紀，泉州港進入鼎盛時期，以阿拉伯商人為主體，亞、歐、非等地區的商人接踵而至，泉州成為中國東南沿海的貿易中心，成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一環。泉州港的繁榮時期，蒲壽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南宋末年，他是福建和廣東的招撫使兼泉州市舶提舉，相當于兩省的海軍總司令，負責打擊海盜，保護商船。當時泉州港的海巡范圍十分廣闊，北到福州，南到廣州，足見泉州港之繁華。宋亡后，蒲壽庚及其兒子繼任兩省招撫使，在他們的維護之下，泉州迎來了城市歷史上的一段黃金時代。

“泉州港當時十分繁華，是元朝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那時泉州的官員是‘肥缺’，元朝許多功臣被任命到泉州為官。”吳幼雄說，這些官員大部分是來自陸上絲綢之路地區，他們來到泉州，帶來了陸上絲綢之路文化，讓陸海絲文化在刺桐古港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