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落后20年!何人向中央報告促成對外開放?

采訪時間：2010年7月14日

對話人物：

劉念遠(谷牧長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某部退休少將)

劉會遠(谷牧次子，深圳大學退休教師、區域經濟研究所原所長)

2009年11月，96歲的國務院前副總理谷牧在北京平靜離去，留下了特區拓荒一代的光榮與夢想。

2004年小平百年紀念之際，南方日報記者曾赴京采訪谷牧，感受改革者風采。去年老人辭世，本報送去花圈，送上南方的懷念。2010年特區30周年時，記者又專程來到北京西單附近一座安靜的四合院，走進老人晚年會客的書房。

谷牧長子劉念遠將軍指著書房說，這里原來是傅作義的官邸，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重修過，父親晚年一直住在這里。

斯人已去，好在有些記憶是震不壞的。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設置經濟特區，并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暫行條例》，經濟特區在中國正式誕生。《紐約時報》驚嘆：“鐵幕拉開了，中國大變革的指針正轟然鳴響。”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這種關于特區開創的浪漫主義敘事，無疑省略了其中的躑躅與艱辛。30年后的今天，重溫“殺出一條血路”的既慷而慨，也許更能體味特區對于中國的特殊意義。

“中國開放的操盤者”、“改革開放的開拓者”、“經濟特區CEO”，這是國內外媒體給予谷牧的高度評價。他既是毛澤東時代的副總理，也是鄧小平時代的副總理，鄧小平說他是“明白人”，葉劍英說他是“改革開放的偵察兵”。

就是這樣一位深諳儒學、恪守理性中庸之道的老人，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受中央委托帶領特區殺出了一條經濟對外開放的血路。對于特區來說，他既是中央的決策者，也是一線的指揮員。

為了來自南方的懷念，劉念遠特意召集了一個小型的“家庭會議”：他與參與《谷牧回憶錄》統稿的二弟劉會遠，以及谷牧晚年秘書張守德，與我們一起追緬老人留下的“特區記憶”，汲取拓荒者的“改革智慧”。

新中國首次派團訪歐元首爭邀“談經濟”

1978年，百廢待興的中國小心翼翼地打開了大門。

5月，從來沒有出過國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團，去西歐五國考察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

法國、聯邦德國、瑞士、丹麥、比利時……一個多月馬不停蹄的考察，谷牧對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有了實感：“不是我們從蘇聯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上獲得的那些老概念了。”“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緊迫感。”

正是這支“偵察兵”，為開放前夜的中國帶來了寶貴的“情報”與決心。

南方日報：說起特區的草創，可以追溯到谷老的西歐考察之旅，“開眼看世界”拉開開放序幕。

劉念遠：1976年“四人幫”被擒，父親高興地喝了將近一瓶的茅臺。他一方面感到“慶父已除，國家將興”，另一方面又感到經歷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千瘡百孔，重整河山，任務艱巨。

1978年，父親帶隊考察西歐五國。成員中有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王全國等六位部長或副部長級干部。臨行前，鄧小平同志專門在北京飯店聽取匯報，指示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些問題”，什么都看，他們成功的要看，他們失敗的也看，看現在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世界。

巧合的是，5月11日，“真理標準大討論”一文見諸報端。第二天，父親率領的西歐考察隊抵達法國。

南方日報：據說他們此行，接待規格出乎意料地高?

劉念遠：父親本來以為，按照國際交往對等原則，會談對象可能是副總理一級的人物。可是所到國家，同他會談的都是總統或總理級的人物。法國總統德斯坦、聯邦德國總統謝爾、瑞士聯邦主席里恰德，比利時國王、丹麥女王都見了。

在聯邦德國訪問巴伐利亞州時，州長卡里在宴會上說，聽說你們資金困難，我們愿意提供支持，50億美元怎么樣，用不著談判，現在握握手就算定了!從丹麥去聯邦德國，代首相在機場送行時說，你要到大國訪問了，希望不要忘記我們小國。

父親說，這些國家資金過剩，技術要找市場，產品要找銷路，都很想同我們拉關系，做生意。只要我們做好工作，許多事可以辦。

坦認“落后二十年”老帥震動支持改革

回國后，谷牧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關于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

報告提出了一個當時被稱為“石破天驚”的結論：“我們現在達到的經濟技術水平，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差距還很大，大體上落后二十年，從按人口平均的生產水平講，差距就更大。我們一定要迎頭趕上，改變這種落后狀況。”

考察和討論的成果，最終促成了中央推行對外開放的決心。當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終于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戰略決策。

南方日報：谷老當年的報告很大膽。

劉念遠：他在報告中直言：“我們的上層建筑，很不適應發展對外貿易的要求。我們一個省市，比歐洲一些國家還大，可是省市管理經濟的權限卻很小，很少主動性，省市在計劃財政物資的管理上并沒有真正成為一級，許多事情都得跑北京來解決。而且，往往一個問題，跑幾個部門，等幾個月，還沒有結果。”他建議要給有條件的地方“放權”“搞活”，這其實就與經濟特區的早期設想不謀而合。

1978年6月下旬，黨中央、國務院的許多領導同志聽了他的詳細匯報。這個會開得時間很長，從下午3時30分一直開到晚上11點。

葉帥從戰略上強調：我們同西歐幾十年沒有打過仗，他們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穩定的力量，我們需要他們的先進技術，他們資金過剩，技術需要找市場，引進技術的重點應放在西歐。聶帥態度堅決地說：過去我們對西方的宣傳有片面和虛偽之處，這反過來又束縛了我們自己。谷牧這次調查比較全面，應當拍板了!不要光議論了!

南方日報：老帥們都很支持改革開放啊。

劉念遠：我講一個故事。會后不久，聶榮臻元帥還覺得不過癮，讓父親到家中詳細介紹出訪西歐的情況。

一進門，父親剛想從公文包里拿出考察報告，聶帥就擺手說：“不用拿了!谷牧，你這個報告寫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顏色的鋼筆、鉛筆，做了好多記號、眉批。真想到當年留學和工作過的國家走一走，看看他們戰后是怎么發展的，可是我80多歲了，走不動了。現在借你的眼睛，逐個給我介紹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的變化。”從下午3點一直談到晚上9點，聶帥還留父親在家吃晚飯，言猶未盡。

父親后來在回憶錄中動情地寫道：聽著葉帥、聶帥、先念等同志發言，我眼前又浮現出1967年所謂“二月逆流”時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四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艱苦抗爭、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編者注：當年谷牧和余秋里被誣陷為“二月逆流的小伙計”受到批斗)。事隔11年多，我們終于可以擺脫極左思想的束縛，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這關鍵的時刻，又正是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輩給了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