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王志鳳、符美菊、李美金三位慰安婦老人在一起。

原標題：趕在零之前

導演郭柯的鏡頭一直在追趕時間：幾年前，他拍了一個“慰安婦”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當時全國僅有32位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

兩年后，這個數字減少到22。他把鏡頭對準了這22位慰安婦，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這個數字減至9。他很清楚，這個數字最終會成為0。

22位老人極其珍貴的影像資料，被外人期待為“歷史的櫥窗”。可真正看到這部“沒有沖突”的片子，觀眾才恍悟，相比那段歷史的“暗”、“苦”，她們窮盡余生在尋找“明”、“甜”。相比宏大的“歷史”，有一種更宏大的主題：活著。

鏡頭里的這22張“溝壑縱橫”的臉龐，像極了我們身邊的老人。

林愛蘭的腿抬不起來了，抗戰期間曾被強抓進日軍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進了一張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農村，暴雨和艷陽不斷切換，這位慰安婦幸存者日復一日抬起“面條粗細”的胳膊，一點一點挪動椅子到門口。她收養的子女都大了，走遠了。

林愛蘭

兩次被抓進日軍慰安所的李愛連把過去壓在了最深處。她會留意院子里的野貓是否吃了飯，自言自語問小貓“你咋一個人來了呢?怎么沒帶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貴”的歷史，“17歲以后我再沒說過這些了”。

韓國老人毛銀梅似乎已經接受了遺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騙到日本人在武漢開設的慰安所，在那里度過了4年。70余年過去，住在湖北孝感農村的老人說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韓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對著郭柯的鏡頭說：“我記得一點，不記得一點。”

片子里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乏味”的鏡頭，看不出歷史的“大風大浪”。

與老人相處的時間越長，這個擅長拍攝“劇情跌宕起伏”的導演，越來越難開口要求老人講述“故事沖突”了，“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問你是怎么被強奸的嗎?”這個年輕的80后導演說，“其他東西都不重要了，首先得尊重她。”

機器就那么靜靜地轉著，沉默、平靜、瑣碎的日常被裝進了片子。鏡頭掃過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葉、太行山的飛雪，時光不斷流逝。

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么要假裝熱鬧?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鐮刀，掛在當時89歲的林愛蘭的房間里，長的、短的，鋒利的、鈍的，這名慰安婦老人用各式各樣的刀隔絕了自己和外界。

曾有媒體報道：林愛蘭在抗戰時期被日軍抓進慰安所被強奸，一生無法生育，之后加入“紅色娘子軍”上陣殺敵。幾十年后的今天，林愛蘭被仇恨籠罩，她做夢都在“砍日本鬼子”，家里掛滿的刀則是準備用來和日本人決一死戰的。

導演郭柯找到這位老人時，老人獨自住在養老院的小房間里，海南的氣候潮濕悶熱，她卻一個禮拜不換衣服。鏡頭一點點拉近，再拉近，這個逼仄的小房間里，成群的螞蟻從床上經過，老鼠屎散落在枕頭、盆子、柜子的各個角落。

韋紹蘭

郭柯問老人，為什么要掛那么多刀?

“因為小偷很多，他們如果來偷東西，我就拿刀砍他們。”端碗米飯都會顫顫巍巍的林愛蘭很認真地回答。

沒有控訴、生活平靜、難見眼淚，當了十幾年副導演的郭柯感覺，自己似乎觸碰到了一個更真實的慰安婦。

當鏡頭轉移到幾千公里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靜無聊仍占滿了畫面。李愛連老人是難得的“話匣子”，她挨個問攝制組成員都是哪兒的人，還和年輕人討論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貓，村里大大小小的野貓都會在飯點湊到這里，老人邊撒貓糧邊和兒媳婦討論，“這貓腰粗了，怕是快生了。”

郭柯想找到慰安婦老人應該有的“特征”，可相處越久，老人越親切，每天看到自己就問“吃了嗎”。鏡頭里，歷史仿佛只停留在她們布滿皺紋的臉上。

鏡頭不斷拉遠，李愛連靠在炕上安靜地看電視，幾個小時一晃而過。郭柯坐不住了，他搞不懂，“這些老人真的經歷過那些事情嗎?”

鏡頭掃到海南的農村，慰安婦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樹下乘涼。郭柯透過鏡頭看過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了，“都那么平靜、蒼老”，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婦幸存者。

鏡頭還抵達了湖北孝感的農村，背井離鄉的韓國人毛銀梅在中國生活了70余年，她不像“被國仇家恨籠罩”的老人，時間似乎稀釋了一切。當時年過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記得幾句韓語，她的日常是搬著小板凳，靠著墻壁，靜靜地發呆。一旁，重孫們正玩著電子游戲。

她悄悄跑到地里干活，可是，她太老了，老到已經扛不起鋤頭、背不起麥子了，她對著鏡頭揪自己的手背和臉頰。老人的皮膚很松很干，“沒有血了，活久了活久了，是個廢人了。”

片子拍到尾聲，幾乎全是“無聊”的日常，還有老人的嘆息聲和笑聲，“這是一部關于慰安婦的紀錄片嗎?”郭柯很沒底。

“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么要假裝熱鬧?”拍了十幾年劇情片的郭柯說服了自己，他決定剔除掉一切來自想象的“矛盾”和“沖突”。

這個年輕的導演說，自己認清了一件事，“電影可以設計、可以構思，但生活永遠是無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