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銀梅

鏡頭慢下來后，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

鏡頭里，有人讓老人毛銀梅進屋拿個杯子，她卻聽成了被子，嘟囔著“拿不動啊”，緩緩起身到臥室抱起了被子。這個喜歡背著手遛彎的老人，會去房子邊的溝渠掏樹葉，會摘下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滿室清香。

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送來賀卡，可毛銀梅拿著賀卡卻認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了半天。她把賀卡拿反了。

那段“歷史”的痕跡只在不經意間流露。來了客人，“歡迎光臨”“請進”“請坐”……一個接一個的日語單詞從毛銀梅嘴里蹦出來。

毛銀梅還會唱朝鮮民歌《阿里郎》和《桔梗謠》，但她對著鏡頭說，當初離開韓國時的情景記不太清了。她只記得分別是在火車站，戰爭年代，一切都是亂哄哄的，母親在火車上，她在月臺上跑啊跑，可怎么也追不上。有人從火車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為什么，就沖過去撿起來大口大口地吃。

“都過去了，不說了，不說了。”這個90多歲的老人哭了。

郭柯發現，當鏡頭慢下來后，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了。他去尋訪這些慰安婦老人時，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幾乎每次到了村子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為何而來，能準確無誤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采訪時“刀槍不入”的林愛蘭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話題一轉到親人，林愛蘭就開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緊緊抓著那個粉色塑料椅子，哽咽著告訴攝制組，當年，她的母親被日本人抓住，被綁起來，然后扔進了河里。很快，還未滿20歲的林愛蘭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進了慰安所。

越來越慢的鏡頭里，老人向郭柯展示著自己最難以示人的那段歷史。

郭柯說，作為一名合格的導演，那個時候其實他應該高興，畢竟“終于得到了想要的故事”。可實際上，那一刻的他很難受，他覺得自己離這些老人已經很近很近了，聽她們講那些傷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經歷了一樣。

李愛連已經徹底不把攝制組當外人了，老人午睡時會邀請組里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給攝制組炸饅頭片。

毛銀梅院里盛開的梔子花味道清新，攝制組的人也很喜歡。老人從樹上摘下大大一把，挨個分給攝制組的成員，有攝影師扛著機器騰不開手，老人就拍拍對方的身子，讓壯漢微微蹲下。毛銀梅踮起腳，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然后站在一邊，“嘿嘿”笑。

毛銀梅老人和攝制組在一起

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從酷暑到初秋，郭柯和30人的團隊乘飛機、火車和汽車，和22個老人都見了面。或長或短的拍攝過程中，他發現，老人身上的共同點很多，比如平靜、善良和樂觀，以及面對鏡頭的習以為常。

出發前他想過如何在不傷害老人的前提下提問并完成拍攝。但事實上，當機器出現時，有老人挺直了腰，“正襟危坐”，嘴里冒出來的是“我不原諒日本人，我要他們認錯”。那些長槍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了。

拍攝后期，李愛連告訴郭柯，以前來采訪的記者太多太多了，可她“沒有講實話”。

“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孫，我怎么說得出口。”老人說。

出發以前，郭柯還上網搜索過慰安婦的相關資料。可當他點開搜索頁面，出現的全是一個形象——仰拍的一張正哭泣著的蒼老的臉，照片說明字里行間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這種形象綁架，像復讀機一樣，對著不同媒體說著同樣的、“記者想要的料”。

“其實她們的生活早已歸于平靜，如果遠遠地看，她們的生活會每天都帶著恨嗎?”郭柯覺得，“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這些歷史，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斷地在對老人進行二次傷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攝慰安婦不就是該讓老人提那些過去嗎。可幾個月近距離的拍攝，讓他發現，老人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

在海南的拍攝過程里，攝制組遇到了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她是個在海南師范大學求學的日本姑娘，因為被慰安婦老人的故事所震動，時不時探望老人，為老人購置藥品和營養品。

曾經有一次，米田麻衣拿著一位日本軍人的照片給一位慰安婦老人看，她以為老人會生氣，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沒了啊。”

米田麻衣對著郭柯的鏡頭留下了眼淚，“她們心里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這個日本姑娘說，“如果我經歷了這些事情，可能我會恨死那些人，會恨一輩子，甚至可能自殺。”

郭柯懂老人的選擇。韋紹蘭1944年被日軍擄走，送至馬嶺慰安所。3個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來，卻發現噩夢并未結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卻說她“到外面去學壞”。婆婆和鄰居都勸丈夫想開一點。丈夫還是過不了這坎兒，躲著她一個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藥自殺，被救回來。那時，她發現自己懷孕了。

老人說，那時候“淚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開始學會了認命，他沒上過學、一生未娶，談了6個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里人也不會同意。36歲的時候，他決定看一輩子牛。從小到大，就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日本人”，這三個字，“背了這一輩子，壞了這一輩子”。

如今，這個“日本人”已經70多歲了，他還記得同母異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關在家里，叫囂著“我要買兇殺了你這個日本人”。他說，自己對未來沒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時候，“能有哪個人來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連個端水的人都沒有，我就喝農藥死掉。”他說。

郭柯很觸動。他很清楚，這些老人只有把這些苦痛壓到心里最深處，才可以繼續生活。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鏡頭里的李愛連總是笑，對孫兒笑，對郭柯笑，對野貓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戰勝利后，她從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訴她：“從今往后，我們該怎么過就怎么過，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好幾十年了。老人一直把這段經歷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間團體上門拜訪，李愛連每次都擺擺手，說自己怕給子女丟人，什么也不會講，“讓他們走吧”。兒媳勸她，“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錯。”

毛銀梅已經記不得韓國家鄉的事兒了，她不愿意回國，“都沒親人了”。她說，從慰安所出來以后，自己就不用韓國名字樸車順了，她開始叫“毛銀梅”。“因為毛主席好，沒有毛主席，就沒有現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個姓。”

后來，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從未嫌棄過毛銀梅慰安婦的身份，和她恩愛幾十年。老人說，丈夫最愛的，莫過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

如果說還有什么能撥動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親人。這些經歷過傷痛、戰亂、饑荒的老人在晚年輕而易舉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攝制組的志愿者龍慶全程跟拍，作為團隊里的“長輩”，她既是郭柯中學時代的英語老師，也代表攝制組和老人及家人溝通。她和一位慰安婦老人溝通拍攝訴求，對方告訴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攝。原因很簡單，“如果我說了，我擔心我的子女不再贍養我了”。

還有老人跟龍慶哭訴，每次好心人來看她給了錢，總是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了。龍慶著急，她要替愛心人士給老人捐款。想來想去，她把錢塞進了老人的羽絨服里，這個口袋放一點，那個口袋裝一些，可是塞著塞著她又想，老人年紀大了，怎么記得住錢在哪里。

志愿者龍慶停下雙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婦老人，初次見到龍慶時正嚼著檳榔，嘴里紅紅的，在一間破屋里臥床不起。龍慶等人為老人買了一把輪椅，老人坐上輪椅后出了小屋，旁邊是兒子住的兩層小洋樓，兒子默默地看著龍慶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轉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龍慶想回去了，可老人說，“再轉轉，再轉轉吧。”

郭柯覺得，這一切就像一個圓，身處圓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靜度日，圓心之外的親人、鄰居甚至是大眾卻在源源不斷地向老人投射傷害。

毛銀梅把慰安婦的身份瞞了五十余年，甚至連她的養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紀90年代，突如其來的記者才讓養女了解了母親的這層身份。

“社會上很多人叫嚷著日本必須認錯、慰安婦好可憐等等，實際卻對老人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郭柯很氣憤，他認為這些人要么把老人當成了“歷史證據”，要么就是站在高處的同情憐憫，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真正敞開懷抱去接納這些老人”。

“走不出這段歷史的，不是這些老人，是我們自己。”他平靜地說。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來拍攝，很多時候老人開始哭泣，他的鏡頭就拉遠，飛到了天上和窗外，云靜靜地飄過，雨嘩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鏡頭和遠景讓這部片子變得“一點兒也不好看”。因為想一個不落兒地呈現22個老人，這部電影甚至被一些學院派批評“沒有故事”“沒有層次”“沒有起承轉合”。

這也許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電影。在95分鐘時長的片子里，22位主角輪番登場，沒有時間軸，鏡頭遠遠的，只來得及“深情地凝視一眼”。

從拍攝結束到現在，3年過去了。這期間，郭柯數不清自己經歷了多少質疑。有投資人撤資，有發行方打退堂鼓，還有業界紛至沓來的批評。

一次，在一場傳媒公司舉辦的小型看片會上，業內的編劇評價《二十二》：“從藝術創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紀錄片，也需要矛盾和沖突，也需要有情節。”

他們的意見，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龍慶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發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來，替自己的學生郭柯鳴不平。那些矛盾、沖突，其實都有。

在李愛連家拍攝時，某天，一場大雨突如其來，老人倚坐在炕上發呆。攝制組當即決定，人員清場，只留下攝像師和龍慶。攝制組決定試試看老人是否愿意開口。許久，老人小聲問龍慶，門都關好了嗎?

得到肯定的答復后，李愛連一邊哭，一邊說起了當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餓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給她一堆大蔥，那年只有18歲的她接過來連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卻沒停。

后來，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開始哭泣，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凌辱她的40多歲的日本人。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耳機里傳來郭柯的聲音，“龍老師，可以了，停下吧。”

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里。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郭柯說，自己很倔，在市場面前，他也曾自我懷疑過，但從沒想過低頭。

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紀錄片四處碰壁的那段日子里，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龍慶說，大不了片子就作為資料片保存下來，30年后一定有它的價值。

其實，剪片子時，郭柯也有過掙扎。他那些“導演的臭毛病”時不時冒出來，讓他糾結要不要剪出一部“有故事情節、有節奏感”的片子。

但他心里沒底。他找到了知名剪輯師廖慶松，對方問他“你為什么要遷就觀眾?”

“你拍這個片子是為了什么?故事性嗎?”

“你為什么要剪得有節奏感?她們的生活是有節奏的嗎?”

郭柯覺得自己醒了，他決定徹底放棄歷史畫面和解說詞，“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剪輯團隊翻來覆去啃完十多個硬盤，成片最終比粗剪版少了3分鐘，卻多了郭柯曾經想都不敢想的內容。比如，一個固定的鏡頭竟然放了一分鐘，沒有任何節奏可言。按過去，鏡頭對準5秒鐘后，這個年輕的80后導演就打算切走了，“該考慮觀眾是不是煩了，該切個近景什么的”。

可是這次，郭柯突然覺得，“人的心靈沒有節奏，就這樣放著，讓觀眾自己去體會吧。”

剪輯片子的幾個月里，他發現自己能慢慢聽懂廣西話了。那個說著“眼淚都往心里流了”的韋紹蘭在鏡頭前不止一次地說過，“世界真好”。

老人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在殘破的土房子里，老人收到了攝制組送給她的毛絨玩具。那是一只紅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屬猴。收到禮物的那天，老人一個勁兒地撥弄著小猴子的尾巴，笑著說“真好玩”。

快走了，龍慶擔心老人會不舍得，可瘦小的韋紹蘭只是站出來目送他們遠去，表情“非常平靜”。她還給郭柯發了4個包著100元錢的紅包，“過年了，你拿著這個回去給媽媽買點糖果吃。”年關將至，拍攝結束后的每年臘月，郭柯和攝制組的代表都會來探望老人。

拍攝林愛蘭時，曾發生了一件小插曲。當過紅色娘子軍的老人非常重視政府發給自己的獎章。一天，她告訴攝制組，自己的獎章被一個叫阿憨的村民偷了。她著急的樣子讓龍慶十分不忍，龍慶匆匆為老人尋獎章。

可是阿憨否認自己偷盜。第二天，攝制組幫老人打掃衛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體里找到了丟失的獎章。老人笑了，“就像個少女一樣，特別羞澀，特別不好意思”。

和獎章一起被發現的，還有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幾號，龍慶笑了，她跟老人說，這美元是假的。林愛蘭又笑了，臉窩深陷，還躲著鏡頭。一旁的龍慶覺得老人“內心其實也很柔軟啊”。

獎章的故事代替對戰爭的回憶，和喂養野貓的故事一道擠進了這部95分鐘的紀錄片。郭柯說，自從2012年開始拍攝《三十二》以來，從來都不是自己在幫助慰安婦，而是老人在幫助自己這個毛頭小伙成長。他越來越清楚，“自己該干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