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銀主來說，如果法院拍賣老人抵押的房產，所得款項優先清償銀主借給老人的本金和利息。不夠的部分老人再補，剩余的部分還給老人。而法院拍賣房產的價格普遍較低。

2016年8月，張培收到了海淀法院的執行通知書。她之前以現金方式償還的50萬利息，因沒任何證據(連收條也沒有)，在法律上無法獲得確認。她也可以讓法院不賣她的房子，前提是，需償還銀主本金加利息共計217.6萬元。

為了保住房子而產生的各種訴訟，并不只發生在老人與銀主、中間人之間。有老人過世的，提遺產訴訟，好似一派兄弟鬩墻、與父母爭奪財產的景象;房子已過戶的，就起訴買房人，主張購房合同無效，等等。

“不管官司能不能贏，至少要讓法院先把房子查封。不然買房的人再把房子轉第二手、第三手，想再找回來就不太可能了。”高玉宜的兒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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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處的責任

在臨時出租屋里，李樹達向女兒張雪飛講述了“投資理財”的整個過程。第二天一早，張雪飛便帶著母親向西環廣場進發。

“事實上，在廣艷彬涉嫌詐騙的這一系列案子里，銀主、中間人、受托人、買房人不止一個，而且不斷變化。沒變的只有方正、國立、中信這三家公證處。”董方說。北京市一共有25家公證處。

不止一位老人說，之所以完全放心，是因為“公證處是國家的公證處”。張雪飛說：我們從不回避老人應當承擔的責任，但公證處也并非完全沒有責任。

他們指出，老人在不知道合同內容的情況下簽字、簽字時公證員未在場，說明公證處沒有盡到應盡的法律后果、風險等告知義務。

近年來，公安部多次發文，嚴禁公安機關介入債務、合同等經濟糾紛，以防公權力被濫用。發現報案的老人眾多，公安機關立了案。

李樹達所簽的三份合同，均由方正公證處公證員楊某舟公證。她說，在辦理公證及簽名時，自始至終從未見過楊某舟。就連實際經手的公證員助理顧某，也沒和她說過幾句話。

2015年7月，董巖夫婦在國立公證處也簽了類似的合同并進行公證。該公證處一段3分鐘的詢問錄像顯示，公證員馮某曾對借款合同中的強制執行條款做出提示，但對委托賣房合同只字未提。這樣的公證錄像，并非個例。

子女們對比多份詢問筆錄發現，這些工作、學歷背景各不相同的老人，給出的回答幾乎一模一樣，不乏“融資”“抗辯”“受讓人”一類的專業術語。其中還有不要公證書、要求受托人領取賣房款等不合常理的內容。

“只要你簽了這委托合同，你們家房子跟你就沒什么關系了。房子什么時候賣、賣多少錢，連收錢都交給別人了，房子核驗、網簽、過戶什么的，都不用你管。”董巖的兒子董方說，“一個心智正常的人，要是知道合同里寫的這些，可能簽嗎?”

劉超美是在中信公證處辦理的公證。據她介紹，當時老伴不在北京，而房子是夫妻共同財產。為完成委托公證，中間人做了一份假的離婚調解協議送到中信。協議中由原告×××負擔訴訟費的字句里，竟出現了老兩口之外第三人的名字。這樣的協議，依舊蓋上了中信的紅章。

2017年7月31日，南方周末記者來到方正公證處。曾為多名老人公證的公證員楊某舟的辦公室里坐著三個人，自稱正在辦理公證。而楊某舟卻坐在前臺，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天要在那里值班。

對于老人的事，方正公證處主任王士剛作出回應。他認為，既然老人們在所有文件上都簽了字，就要承擔法律責任。至于簽字時是否有公證員在場、是否存在“蒙簽”，“你可以到法院，讓法院判斷”。

王士剛還表示，公證時錄音錄像不是法律法規的硬性要求，但有些公證員確實錄了。“如果提起訴訟，到時候有錄像之類的證據，我會拿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