輾轉(zhuǎn)到了西城經(jīng)偵，工作人員說我們這里不接報案，報案得去派出所。“再說了你這是自己簽的合同，不歸警察管，得去法院。”張雪飛向南方周末記者復述。

確實，公安部曾多次出臺文件，嚴禁公安機關(guān)介入債務、合同等經(jīng)濟糾紛。這是為了防止公權(quán)力被濫用，個別人借公安之手報復、打擊民事領(lǐng)域的對手。所以公安機關(guān)看到報案人手里有合同、公證書等文件，一般會勸當事人到法院解決。

2016年10月底的一天，接近凌晨快兩點，張雪飛還和愛人開著車在西直門橋上漫無目的地瞎走。方正公證處就在一公里內(nèi)。兩人不知道還能干什么、還能找誰，兜兜轉(zhuǎn)轉(zhuǎn)一番，進了最近的一家派出所。今晚，報不上案就不走了。

正是那天晚上，派出所的民警收了張雪飛的材料，之后又轉(zhuǎn)到西城經(jīng)偵。但民警告訴她：收材料不等于立案，要想真的立案，至少要湊四到七家。

不只張雪飛，子女們把能跑的地方都跑了，公安、信訪、司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原本互不相識的人，在公證處、派出所偶遇，最終走到一起。

他們慢慢學會了用手機、錄音筆錄音取證，用手機軟件查詢企業(yè)工商資料，還把與案件相關(guān)的各種文件裝訂成冊、排出目錄序號，相約著到各處討要說法。

為了解決報案、立案的事，幾位老人的女兒穿戴整齊，打算在公安局門口撒潑。可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女性，憋了半天，誰也張不開嘴。

2016年11月，廣艷彬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西城公安分局經(jīng)偵支隊立案。2017年2月27日，廣艷彬因涉嫌詐騙，被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批準逮捕。

公安機關(guān)之所以立案，是因為發(fā)現(xiàn)前來報案的老人很多。如果只是個案，確實可能是老人簽合同、做公證時的疏忽。但如果同樣的情況大面積爆發(fā)，問題就不那么簡單了。

據(jù)北京老年維權(quán)服務工作站統(tǒng)計，截至目前，僅廣艷彬涉嫌的、由北京市西城區(qū)公安分局移送檢察院的案子就有30起左右。工作站已向社會發(fā)出預警。

這期間，李樹達等三位老人到北京電視臺錄制了《生活廣角》欄目，講述各自遭遇。節(jié)目中，北京某著名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律師承諾，“你們?nèi)齻€人的官司，我免費為你們代理。”

下了節(jié)目，老人們找到這名律師。律師表示，你們的案子比較復雜，刑事、民事加在一起，一家要你們28萬。

7

“保廣行動”

并非所有老人都想通過法律途徑維權(quán)。

2016年國慶期間，李凌來到一個叫田新顏的人家中。到達時，田家已經(jīng)坐了一屋子老人。田新顏從2014年便加入廣艷彬的“理財”項目并不斷拉人。她曾告訴其他老人，自己賺來的錢已在北京、深圳各添置了一套房產(chǎn)。但2016年春節(jié)過后，廣艷彬曾多次向老人們表示：自己的資金鏈已然斷裂。

“我當時的想法是，咱們得聯(lián)合在一起報案。因為報案必須人多。”李凌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但聊著聊著，老人們的話頭就不對了。

“他們說自己都拿了錢，不能報案。然后就開始商量，怎么再發(fā)展其他人把廣艷彬(資金)的窟窿堵上，自己就可以踩著別人出去。大家基本上都贊同了。”

從田新顏家出來，北京正下著雨。李凌的心情糟糕至極。

事實上，當初被廣艷彬拉攏的老人，有著不同的層級和角色。為廣艷彬介紹生意的老人，多數(shù)可以從中獲利。有的按人頭提成，每拉一人拿兩三萬;有的按比例提成，多的可以拿到“理財”金額的5%;有的甚至作為中間人，分別與廣艷彬和下家的老人簽合同，克扣下家應得的利息。

當然，也有人只是希望與親友分享賺錢機會，比如張培。看到她突然變得慷慨大方甚至出國旅游，王奕龍等人也加入進來。以至于后來在共同維權(quán)時，李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母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