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錄片《二十二》引起關注的同時，一篇題為《我恨日本人，但更恨中國人!》的“慰安婦口述”稿在網上火速傳播。

不少人被文中的語句震撼：“我恨日本鬼子，這不假;可你知道，我更恨的是誰嗎?是我們中國人，具體點說就是我們村里的人;他們比日本鬼子傷害我的還深，還讓我受不了。日本鬼子本來就是我們仇人，恨是當然的;可村里的人連親帶故，大大小小都出不了五服，不是同宗也是同祖，可他們待我們是最沒人情味的。日本鬼子糟蹋完我們后，還要給一頓好飯，還要休息幾天，可他們隨便在我們的心上大小便。”

紀錄片《二十二》劇照

然而在轉發與感動同時，也有網友對該口述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老人家的口述回憶會如此清晰且文筆斐然?文字煽情的痕跡是不是太重了?文中為何不提是哪位“慰安婦”幸存者?

就此，澎湃新聞記者上網查閱該文章的原稿，發現天涯論壇2011年的一篇轉載涉及該文初發時間——“1992年11月18日”。天涯上的信息僅說明此文是調查手記，源于1992年，還說“被害人姓名隱藏”，但文章更進一步的出處來源依然無從可知。

“這篇文章非常有問題。”上海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告訴記者，文中有講述者說的一句“解放四十多年”，和“1992年”這個時間點比較吻合。“如果真是1992年的口述稿，那么這應該是偽造的，因為1992年時剛有幸存者愿意站出來。”

“這個文筆也不可能是受害者自己的講述。我們前后訪問了兩百多個老人家，我們很清楚她們會如何講述。”

蘇智良舉例，文中有一句“如果他們(指鄰村男人)能夠站出來承擔打死日本鬼子18人的責任，我們也可能不會成為日軍的隨軍妓女”。

“一個農村老太太在1992年會說出 ‘隨軍妓女’這樣的詞嗎?”

又比如文中這么一句：“他們就是不吭聲，日本鬼子也利用了中國人這個怕死弱點，大開殺戒，單個單個地斃這487人，尸首堆成個小山，全都是照著后腦勺開的槍，滿地都是白花花腦漿子。”

“在我們的口述采訪中，老人家不可能對數字有這么清晰、肯定的記憶。”蘇智良說。

再比如：“當天下午，就有600多日本鬼子開進來。他們也不像后來電影說的那樣，亂糟糟一團。他們很有紀律地，一個個站著隊，默默地分成若干小隊排在門口，沒有一點聲音。”

蘇智良分析，當時日軍占領地到處都是慰安所和變相的“強奸中心”，日軍在中國戰場大多也比較分散，不大可能如此集中那么多人去一個慰安所。“我們史料照片里確實有日本兵排隊，但都是二三十個人。”

日本兵今村守之拍攝的松江慰安所。蘇智良供圖

此外，蘇智良認為文章對女性受害過程的描述程度在口述史中比較少見，那種描述性的話語，不可能是受害者自己的敘述。而對于講述者受害的具體地點，該文全篇沒有提及，只在后文提到“我們被運到山西大同，并進了日本鬼子的慰安營。”蘇智良認為，如果是一篇調查稿，那么不應該連受害地方地點都沒提及。

“我們要做研究，就是要非常嚴謹，絕對不能虛構或者夸大。”蘇智良向記者坦言，盡管社會開始體諒、關愛“慰安婦”幸存者是好的，但依然要比較嚴肅地對待這個歷史話題，例如江浩《昭示:中國慰安婦》這樣的紀實文學和歷史真相也不能劃上等號。

“不要去消費老人，不要把民族傷痛作為一個吸引眼球的道具。我想還是要懷著弄清事實真相的敬畏的態度去對待吧。”

(記者 羅昕)

《二十二》主題曲《九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