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族內頻出驍勇之士，曾有族人與俞大猷切磋武藝，未落下風；明代沙尤之亂時，族人成功抗寇護衛永春；祖先興建萬神壇、福善壇，施德四方美名揚；朱德曾率紅軍駐扎于福鼎，留下眾多紅色遺跡

核心提示

上個月，泉州晚報《環灣生活周刊》曾報道了明代正統年間泉州知府熊尚初浴血擊寇、慷慨就義的故事《古碑講述泉州知府寧死不屈故事》，在讀者中引起熱烈反響。前不久，記者接讀者來電稱，永春福鼎郭氏族人亦曾在同一時期擊寇破敵，留芳歷史。這段歷史究竟留下了什么樣的故事?就請跟隨記者一起前往永春福鼎了解情況吧。 □記者 吳拏云 文/圖

巍峨家廟 難得一見

“巍巍寶鼎聳云端，上有寒梅香里傳。莫是仙人深寄意，調羹猶待此時賢。”(注：“調羹”喻指治理國家政事)這是永春明代著名詩人、書法家顏廷榘(世稱“桃陵先生”)所賦“福鼎十二景詩”中《一鼎梅香》的詩句。福鼎，古亦稱覆鼎，位于永春縣橫口鄉，今為福中、福聯和環峰三個村的統稱。古時這里嶺脊逶迤、長松覆野、華表崢嶸，能讓顏廷榘這樣一位赫赫有名的詩人惦念不忘，自有其非凡之處。古有言：“天有理以成人之性，地有利以養人之身。”依此而論，景色格外秀美的地方，一般都是藏龍臥虎之處，福鼎自古以來才俊輩出，也算應了這句古語。

福鼎郭氏尚留一些手抄的族譜

福鼎郭氏祖先于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入閩，初居福清，而后遷德化，再遷大田屏山，約于南宋慶元六年(1200年)左右徙入永春，肇基福鼎。迄今已有800多年的歷史了。近日，在福鼎郭氏族人的帶領下，記者與泉州海交館副館長郭育生、泉州文保專家黃真真一道驅車拜訪了位于福鼎新街的郭氏家廟。

郭氏家廟古名“岑樓大宗祠”，是福鼎郭氏四世祖“四二公”于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前后興建的。這郭氏家廟規模宏大、氣勢磅礴。按明代福鼎岑樓郭氏族譜所畫祠堂瓦蓋圖的描述，初建時為三落、雙層、雙護腰式閩南古建筑，整座建筑依著山勢而抬升，由前至后、由下而上可分為：外庭、前堂、內庭、岑樓祠宇、岑樓暗土、外庭、山兜后樓、進屏土，東西各置扶厝。左側另建有東頭祠堂，左前方還有翠薇樓(即關帝樓)。不過如今東頭祠堂、翠薇樓、山兜后樓、東西扶厝等皆已圮廢，僅余主體建筑的前兩落。據福鼎郭氏家譜研究會會長郭培森介紹，郭氏家廟的一大特色是有三梁四廳，前后有4個大廳，除了后廳都有大梁。二樓的正廳屋架為“四梁扛井”結構，其格局在閩南也是難得一見。

明代時，郭氏十四世祖郭紹汾(字唐相、號鼎山)曾出任廣東廉州府教諭、合浦縣正堂，他為人豁達、交游廣泛，與當時的名宦賢士張岳、黃光升、陳儲秀、何喬遠、張瑞圖、顏廷榘等皆有交集。據《三都福鼎岑樓郭氏族譜》所載，其中有幾位名宦相繼拜訪過岑樓大宗祠，陳儲秀書贈《烏臺旌獎》匾額，何喬遠題贈《汾陽世家》匾，張瑞圖則贈《太原世鼎》匾，后世還有永春令駱起明來此題贈《唐宋世家》匾。不僅如此，何喬遠還于此欣然贈聯：“居同五谿避世之名風氣漸開行見禮樂衣冠綦盛;家本令公達人之后文武迭用依然甲胄干櫓兼修”;張瑞圖則撰聯：“居然間氣篤生鼎里乾坤誰控青驄巖壑隱;純矣斯文銳發樓頭星斗光曜彩筆畫圖懸”;顏廷榘亦留楹聯一副：“派遠汾陽論家聲惟文武忠孝，宗傳福鼎光世業在禮義詩書。”惜，這些古代名人所題匾額、楹聯今已佚失。幸，尚余文字耀于族譜。

如今郭氏家廟的正廳內還懸掛著三塊清代名人的牌匾，最古老的一塊是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喀而吉等為當地“頂帶鄉飲大賓”郭宗琰立的“德懋風高”匾額。

福鼎一帶坡陡坳深，地勢險要。

武風浩蕩 護民衛鄉

橫口鄉境內坡陡坳深，地勢險要，其中尤以福鼎山最是險峻，歷史上為兵家必爭之地(清代的林日勝、林興珠、林俊，都曾在此據寨抗清)。瀏覽福鼎郭氏族譜，猶如閱讀一部平寇拒賊的英雄史詩。《三都福鼎岑樓郭氏族譜》這部始修于明正德年間的族譜，在“行實紀錄閫行附”章節中，大量記錄了元、明、清時期郭氏祖先在多次兵亂中奮勇而起，不惜犧牲保衛家園的感人事跡。

古時福鼎一帶的民眾習武成風、剽悍異常，明嘉靖五年(1526年)《永春縣志》在“風氣習尚”一節中曰：“(永春)蓬壺、覆鼎以西，多尚武節，勁悍絕人。居若處女，無屠狗掘冢之習;遇患難，提戈赴斗，輕死如歸，踵踵而是。古稱燕趙之士，慷慨赴死，亦出于仁義，斯其近之，抑亦習俗然焉。”福鼎岑樓郭氏八世祖郭大一“魁偉特達、相貌異常”，他在元末擔任南安判簿兼理縣事，恰遇亦思巴奚戰亂，亦思巴奚軍首領那兀納“移檄南安招降”他，被郭大一怒斥：“食其祿者忠其事，若貪富貴以求生，則害仁矣!”這位郭氏八世祖親率弟姪奮勇赴敵，最后全部壯烈犧牲。其妻林廿五娘聞訊后，竟自焚死節，令人唏噓不已。

明代，鼎東岑兜郭氏東頭二房出了位郭榮六，“以武藝名聞七邑，摧鋒陷陣所向皆捷。”明正統末，四方寇發，永春蓬壺鄉紳尤麟兒為此很是憂慮，故挑選子弟及鄉內驍勇之士百余人，聘郭榮六為教頭，教他們以“攻刺之法”。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2月，江西建昌(今江西南城)人鄧茂七在福建沙縣領導佃農起義，史稱沙尤之亂。正統十四年，鄧茂七派遣部將陳敬德、吳都總率起義軍攻打泉州，義軍從尤溪出發，迅速占據德化縣治，接著從永春和德化交界的天馬格至蘇坑隘一帶挺進永春。這時，郭榮六率鄉兵奮起抗擊入侵者，“前后凡十八戰，皆捷。賊斂兵，不敢犯永春”。《明史·卷91·志67·兵3》：“鄉兵者，隨其風土所長應募，調佐軍旅緩急……閩漳、泉習鏢牌，水戰為最。泉州永春人善技擊。正統間，郭榮六者破沙尤賊有功。”《三都福鼎岑樓郭氏族譜》對郭榮六破賊事跡亦有諸多描述，其中，岑樓郭氏十二世祖郭文旭在釘嶺戰役中表現出眾，“眾推公(即郭文旭)主號令，榮六為前鋒統領，林胡八副之，忠四公又副之，合外都鄉勇并官兵數百人，悉聽公指揮。榮六先率精兵衛賊壘疾趨釘嶺，佯敗走，賊逐之至半嶺。令眾反擊，嶺窄賊弗能陣……榮六、胡八與賊交鋒未分勝負。公喝曰，何不用萬觔墜之法?榮六從之，賊窮其技遂斬陳敬德于陣前。胡八亦殺一賊首。忠四公遂過橋殺賊數人……”從這段記述中看，正是在郭文旭的運籌劃策之下，郭榮六等才順利擊潰“沙尤賊”。

到了明代中后期，福鼎郭氏參與的平寇戰役更多。岑樓郭氏十四世祖顯七、惠四、惠九三人皆膂力過人、精于武藝。嘉靖元年(1522年)，有廣東及汀漳流民武裝自德化前來劫掠永春，遇官兵、民兵合圍，打算逃回德化。顯七、惠四、惠九三人率鄉勇60余人前往阻截，“偵賊至，預于嶺頭亭、杜塘崎、大小嶺諸要害，設伏以待。初五賊至，伏發，賊失利大敗，被殺傷二十余人……”可惜顯七、惠四、惠九三人后來有輕敵之心，在追擊賊寇時，自與陳德充、林啟九共五人繞前迎敵，結果被賊圍困，最終五人全部浴血戰死。

類似這樣抗寇的事跡還有不少，甚至到清代也不絕于聞，福鼎人尚武豪勇之名，由是不脛而走。

切磋武學 惺惺相惜

明代抗倭名將、泉州河市鎮人俞大猷武藝精湛，這是眾所周知的。他少年時便向精通荊楚長劍的李良欽學習劍術(即棍術)，后來又向童琰父、林琰、劉邦協等民間武師請益過，不斷汲取百家之長，終成一代武學宗師。明末大學士黃景昉曾云：“吾溫陵棍棒手撲妙天下，蓋俞都督(俞大猷)集古今棍法而大成之，身與士卒相角斗。”俞大猷的武藝正是在切磋、格斗和實戰中不斷磨煉，才登至巔峰的。

有趣的是，在《三都福鼎岑樓郭氏族譜》中，我們發現也有俞大猷與福鼎郭氏切磋武學的記載，與俞大猷比武的正是前文所述的郭紹汾的兒子郭興俊。郭興俊，字子勵，號岑泉，“美身材而兼驍勇，年十七八”，當時正追隨父親在合浦縣任職。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俞大猷(身為備倭都指揮)奉命征交趾，路過合浦縣，郭紹汾便以老鄉的身份接待了俞大猷。稍后，俞大猷又到署衙內回訪郭紹汾。俞大猷聽說郭興俊“武藝杰出群眾”，就主動要求與他切磋武藝。在俞大猷的堅持下，郭興俊只能應戰。結果兩人“屢較無甚軒輊”，斗了許久不分勝負，俞大猷因此對郭興俊“稱羨不置”。郭興俊遂提出：“大人槍法利于平原，恐不利于險巇(xī)。”于是擺下兩塊椅板，兩人立于其上，再度比試。結果郭興俊“舉大鈀镵(chán)交鋒，俞遂跳椅下，冠落地上”。從文字上看，郭興俊恐怕是占了兵器的便宜，方略勝半籌。不過，俞大猷為人豁達，對此毫不介意，甚至當場就要許以郭興俊參將之職，讓其跟隨自己左右。怎料郭母不舍其子，只好作罷。

郭興俊年少有為、武藝超群，俞大猷豁達內斂、屈已待人、崇武尚德，這個族譜中的故事如今讀來，畫面感依然那么強烈，人物栩栩如生，也讓我們對于明代泉州武風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福鼎的兩處山坳中，我們發現了兩個形似石佛龕的物體，一個上覆木蓋，一個上覆瓦蓋，龕內各置一碑。據福鼎人郭金德介紹，這兩個神龕一曰萬神壇，一曰福善壇，是岑樓郭氏二十世祖儒林郎智齋公修建的。古時山坳之中多有無主尸骸，智齋心懷慈善，便自己出資為其殮尸、埋葬，等到了一定數量，便建一座道壇，請法師為無主亡靈超度，于是留下這萬神壇與福善壇。智齋的這一善行影響了整個族群，后來，每年的農歷七月十四，福鼎郭氏五個房頭便輪流為這些亡靈舉辦祭祀、超度儀式，除了擺果盒、燒金紙外，還會做些紙鞋、紙衣燒給亡靈，以示噓寒問暖之意。“智齋公叮囑后嗣，為人要樂善好施，要急人所難。由他而后，行善就成了我們郭氏的族風。”郭金德微笑說道。

紅軍取水用的水井被人們稱為“紅軍井”

承汾堂旁有紅軍哨所舊址。橫口鄉中處處可見紅色印跡。

紅色印記 永不磨滅

郭氏家廟與別的宗祠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這里內外都充滿著“紅色印記”。在家廟外，矗立著一尊3米多高、魁梧的朱德塑像，祠堂外圍墻被塑造成紅軍文化浮雕長廊。家廟內則設有“紅軍紀念室”，櫥柜里陳列著當年紅軍用過的馬燈、草鞋等物，贈給當地群眾的步槍、布衫、筆，另外還有以連環畫形式出現的“紅軍故事”展板等，琳瑯滿目。家廟雨檐下、側墻上甚至還完好地保存著一些紅軍標語，光看這些標語，瞬間就能將參觀者帶入那個炮火紛飛的年代。

據福鼎人林興陣老先生介紹，1929年8月22日，朱德帶領紅四軍第二、第三縱隊3000多人，由閩西經漳平、大田進駐永春橫口鄉福鼎村，休整了大約一個星期。當時部分官兵就駐扎在郭氏家廟內。“紅軍來時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印刷革命宣傳單;二是在村里各處刷寫紅軍標語;三是深入百姓家宣傳革命真理;四是紅軍戰士為本地鋪路、修房，做了不少好事。”林興陣說道，“在村子里以前的一家典當行內，還留下了‘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標語，這種紅色精神在當時給老百姓帶來極大的心靈震撼。包括古寺龍興巖、郭氏承汾堂等建筑物，都留有紅軍足跡。”家廟前還留有一口當年紅軍取水用的水井，現在人們稱之為“紅軍井”。

1929年8月28日，朱德率領這支紅軍離開橫口，留下數支步槍和一匹小馬駒送給當地群眾。另外，出于信任，紅軍還把40多名重傷病員托付給群眾治療、看護。這些重傷病員大多被安置在郭氏家廟，得到了悉心醫護，不少人很快康復歸隊。個別戰士因傷情較重去世，群眾還按照當地習俗祭奠后收殮。為紀念他們，當地修建了一座紅軍烈士紀念碑。如今來到橫口鄉，人們還可以參觀到諸如“朱德紅軍舊址”“紅軍烈士墓”“紅軍井”“紅軍醫療站”“紅軍標語墻”等革命歷史景點。數十年歲月隨風而逝，但留在當地的紅色記憶卻永不會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