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回顧：泉州：中華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出發站(一)

二、泉州是座閃爍中華海洋文明之光的城市，創造了古代中華海洋文化的輝煌

（一）泉州是中華海洋文明的搖籃之一，孕育了史前及舟船時代古老的海洋文化

隨著“一帶一路”實踐和理論研究的深入，泉州學的研究已從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期延伸到中華海洋文明的早期形態及它的起源與發展。

生活在臺灣海峽的泉州古閩越土著先民，是個擅于牧海耕田和揚帆遠航的航海民族，臺灣海峽成為泉州先民生活的家園、海洋文化的搖籃和海洋文化傳播的驛站，他與中國東南沿海各省份的先民，共同創造了古老的中華海洋文化。隨著海洋文化的對外傳播，中華海洋文化影響到了東亞、東南亞及南太平洋等區城，成為南島語族的重要文化來源，這一文化現象被稱為“亞洲地中海文化圈”。

臺灣海峽是泉州先民遠古生活的家園。兩萬年前的臺灣海峽曾經是大陸的一部分，是遠古泉州先民通往臺灣島的一個坦途。古生物學、氣象學、地質學以及許多證據表明在距今1.2萬年前結束的末次冰期，隨著海平面的下降，海水平均深度只有40米左右的臺灣海峽大部分暴露于海平面之上，只剩下澎湖海溝的南段與南海相通。那時候的臺灣海峽成為草木繁盛、生機盎然的低洼陸地，成為動物和植物生存的樂土和家園。石獅漁民在北緯23度30分到北緯25度，東經199度20分到東經120度30分的泉州外海作業區范圍里面，從海底打撈出來的動物化石中，發現了一件疑似古人類的化石。1999年8月中國社科院賈蘭坡院士核實確定為古人類晚期智人的肱骨化石，保留長度為331毫米，并將其命名為“海峽人”。2005年3月中國社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及福建省考古隊專家再次從該海域捕撈上來的化石中發現了一件“海峽人”的右脛骨化石，保留長度為93.5毫米，年代與1999年命名的“海峽人”化石年代接近。同時專家還發現古人類利用動物骨骼制造工具的證據以及在骨骼上進行人工打砸、刻劃的現象，成為“海峽人”在遠古家園勞動和藝術生活的一個生動例證。此外，在這個區域，石獅漁民還捕撈出1500余件，種類共計28種的涵蓋北方寒溫帶、華北暖溫帶、長江淮河流域北亞熱帶以及福建南亞熱帶的陸生哺乳動物的化石，臺灣海峽為“海峽人”和古動物在冰期和間冰期從福建遷徙至臺灣島，提供了往來的最近的通道。“海峽人”或是生活在臺灣海峽的泉州先民成為踏入臺灣島的先行者，臺灣海峽成為“海峽人”等先民生活的共同家園。

臺灣海峽是泉州先民創造海洋文化的搖籃。在史前及舟船時代，泉州先民以舟為車，以輯為馬，牧海耕田，開拓海洋，形成了獨特的海洋文化，臺灣海峽成為泉州先民創造海洋文化的搖籃。2003年1月，在北京召開的“晉江深滬灣舊石器考古新發現”評審會上，與會專家對深滬灣發現的7處舊石器時期的36件舊石器標本進行評審，確定為距今80至50萬年。2007年3月，中國社科院等單位主辦的“晉江深滬灣舊石器專題研討會”，進一步推動了研究的深入進行，該研究對東南沿海古人類的遷徙，舊石器文化的傳播以及現代人的起源都有積極的意義。2009年9月在晉江深滬灣潮間帶發現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出土舊石器87件，有石核、斷片、碎片和石器4種類型，動物化石有亞洲象和水牛等，文化年代距今天是1.5萬年左右。從遺址周邊2萬年前的古牡蠣礁和7000—6000年的古森林遺址等對比分析，對泉州先民早期的生活環境以及海洋生產活動等方面的研究有積極的意義。泉州沿海蟻山、音樓山、庵山及金門富國墩等地的考古發掘，其反映出來的海洋文化特征十分明顯，時間維度從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蟻山、音樓山、庵山這三個沙丘貝丘遺址都有較厚的貝殼堆積、印紋陶器、石錛等海洋文化層堆積物，其中音樓山出土的包括鯊魚脊椎骨在內的三種魚類，個體大于10公斤，顯示出泉州先民漁獵經濟生活和捕撈大型魚類的海洋生活技巧；晉江深滬灣庵山遺址出土的石器數量、海生貝殼、陶片標本等比音樓山多，特別是青銅魚鉤、石范、干欄式建筑的夯土墩，進一步豐富了海洋文化的內涵，成為東南沿海最具代表性的沙丘貝丘遺址，形成了獨特的泉州沿海帶“蟻山-音樓山-庵山-富國墩”寶貴的海洋文化遺存。

臺灣海峽成為泉州先民走向海洋的文化驛站。臺灣海峽讓泉州先民從史前走向了舟船時代，無論是在泉州區域的考古發現，還是在福建省內像福州曇石山、平潭殼丘頭等地發現的海洋文化遺址等，以及在臺灣島發現大坌坑、圓山等一些遺址，可以看出在整個臺灣海峽形成了獨特的海洋文化圈，應成為“亞洲地中海文化圈”重要的起始驛站和原始海洋文化的重要源頭?？脊艑W從東南沿海有段石錛、印紋陶、舟輯、早期航海技術等海洋文化特質的研究，拓展到臺灣島、東南亞群島和南太平洋群島“南島語族”人類遺址和DNA的研究，揭示了代表“善于用舟”和“貝羽、舟輯、紋身”的“百越——南島”土著先民遷徙及文化傳播、融合、拓展的海洋性人文空間。福建省博物院考古證實，在泉州外海的澎湖群島上，出土石錛的年代距今有4500—4000年，成為泉州先民造舟生產工具的重要來源。泉州先民通過觀星星、看波紋、嘗海水、吹海螺等原始航海技術，推動了航海的發展。2010年11月波利尼西亞獨木舟協會6名船員使用古老原始的航海技術，從大溪地乘獨木舟經過4個多月1.6萬公里的航程，來到福建后對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展出的古代海帆伐模型以及捆綁伐使用的椰子纖維做成的繩子和海螺這一航海工具十分感興趣，認為與波利尼西亞使用的基本相同。泉州海洋文化漁獵生活的標志性代表，如紋身、印文陶、石錛、石凹、魚鉤、干欄式房屋建筑等，這些海洋文化生活方式在臺灣島和東南亞、南太平洋群島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和考古中發現。2016年9月新西蘭毛利族代表團來泉州進行“尋根之旅”訪問，在晉江召開了國際毛利經貿文化（晉江）洽談會，并為晉江中新毛利文化交流中心揭牌。他們認為，泉州的海洋文化與毛利族的海洋文化十分相似，在對祖廟宗祠敬拜、對父親、家長、部落族長的忠誠，用有鍛石錛造舟、航海、紋身、倒刺魚鉤等方面都十分的相似。特別是紋身和倒刺的魚鉤已經成為毛利人生活和精神文化的重要的標識，紋身作為泉州先民海洋文化素有的傳統和海洋圖騰崇拜和漁獵生活的一部分，這種歷史文化很神奇地在文化傳播中被南島語族保留和傳承下來。此外，不論是從人類學、人類體質學、遺傳學，還是從語言學、民族學以及航海史、海洋史等學科的研究，也都印證了泉州是早期中華海洋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驛站。

（二）泉州是古代中華海洋文明繁盛時期的代表，為創造帆船時代的中華海洋文明作出貢獻

從晉人衣冠南渡來到泉州，帶來先進的華夏農耕文明，到唐五代至宋元時期，泉州經歷了從陸上絲綢之路逐步衰落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與繁盛的中華海洋文明影響世界的歷程，這一歷程既是中華文明與域外文明互相交流對話和文明互鑒的歷程，也是在東西方文明融合發展中中華海洋文明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泉州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城市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為推進中華海洋文明的發展作出獨特的貢獻。

主動吸收域外文化，完成從大陸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轉型提升，確立了開放包容的中華海洋文明觀。南宋偏安后，中國政治經濟中心的南移，加快了對外開放的步伐，推動了海洋貿易的興盛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從唐五代主政泉州的王審邽、留從效、陳洪進鼓勵扶持發展海外貿易，到宋元時期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的泉州與世界近百個國家進行和平友好的海洋貿易，反映出宋元時期已從國家層面確立了以儒家“仁”“禮”“和”為核心的和平友好的對外政策、和平發展的貿易政策及開放包容的文化交流政策，確立了對外開放和發展海外貿易的新海洋觀和鼓勵海外通商貿易的政策舉措，完成了從大陸農耕文化向藍色海洋文化的轉型提升，泉州也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和“海濱鄒魯”，展現了宋元時代的“海國文明”。

形成和確立了一套海外貿易管理的制度性體系，在市舶管理、貨幣交易等方面體現了海洋貿易的文明程度。宋元時期泉州港的繁盛，是與宋元時期重視海外貿易，建立適應海外貿易和推進海外貿易發展的市舶司制度分不開的，也與確立海外貿易交易買賣的貨幣體系分不開。市舶司制度是一個國家開展海洋貿易的文明窗口，也屬文明管理海外商人來中國進行貿易的行政行為，泉州宋代市舶司在閱貨、抽解、禁榷、博買、處罰等方面作了制度性規定，到元代市舶司（院）“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外貿易，止令輸稅”，海商舶貨在泉州市舶司抽解后，到別處貿易不再抽分了，這種市舶管理制度的完善，確保了宋元時期海洋貿易的繁盛。市舶管理與貿易交易的貨幣管理也是分不開的，宋元時期的泉州刺桐港是海外貿易貨幣交易體現最充分的港口，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完備的由貝幣、銅錢、鐵錢、黃金、白銀和紙幣進行海洋貿易的貨幣體系，其中銅錢是當時中國海洋貿易的國際硬通貨，紙幣則是宋代中國對世界海洋貿易和貨幣體系的一大貢獻，推動了中外海洋貿易和文化交流的發展，對世界海洋文明的進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泉州造船業發達，領先于世界的先進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發展與繁盛。先進的遠洋造船和航海技術是帆船時代海洋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這一時期中國在造船業方面已具備較大規模的生產能力和更為先進的遠洋造船技術，泉州造的福船成為宋元時期世界上最先進的和科技含量最高的航海船舶，一是發明了水密隔艙技術，這是中國對世界航海的重大貢獻，這項技術極大地提高了遠洋船舶的穩定性和抗沉性。二是運用《營造法式》的榫合技術建造的遠洋海船，船舶整體牢固，適合貨船遠洋航行。三是船釘的發明和使用，使泉州建造的福船真正成為能抗擊大風大浪遠洋航行的船型。四是發明了堪稱宋元時期造船的新材料——桐油灰，用桐油灰塞縫，堅韌耐水，既解決了船身的防漏水問題，又可用“水密隔艙”裝淡水，解決了船員長時間在海上航行的飲用淡水問題。五是發明了用于操作船帆與尾舵之間的絞車技術和平衡舵技術，便于利用風力和把握航向。同時，泉州在遠洋貿易中還使用了先進的航海技術，特別是水羅庚（指南針）、量天尺和針路（航海圖）的運用，使泉州在宋元時期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造船城市和最大的航海通商港口，為中世紀世界的海洋文明作出重要的貢獻。

刺桐城成為眾多外銷商品生產制造的城市和東西方貿易的世界商埠，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繁盛時期世界市場的形成和帶來了自由貿易的繁榮。得益于唐五代之后南方社會的穩定，不受戰亂的影響，泉州工商業得到快速的發展。隨著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興起發展，泉州與波斯、阿拉伯、歐洲、印度等國家和地區貿易往來，各國商人對泉州生產陶瓷、絲綢、茶葉、金銀錫器、漆器、鐵器等生產生活用品的要求日益增加，泉州的手工業產品成為提供海外貿易的重要支撐，泉州也成為了中國海外貿易的重要制造業城市，如陶瓷業方面，宋元時期，窯址遍布泉州各縣，達164處之多，產品以青白瓷為主，陶瓷燒制產品價廉物美，遠銷世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椚緲I方面，唐五代泉州絲織業發展迅速，宋元時期，泉州生產的絲織品“綺羅不減蜀吳春”，產品質地優良，被摩絡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稱為“刺桐緞”，成為宋元時期重要外銷產品，深受各國民眾的喜愛。礦冶業方面，北宋開寶中（968-976年）泉州設置礦冶場務201處，開征鐵課。元代泉州礦冶業規模更加擴大，據《島夷志略》記載，有51個國家和地區從泉州刺桐港輸入銅、鐵等器皿。同時，宋元時期泉州也成為中國輸入蕃貨的主要輸入港和貿易的集散地，呈現“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盛景，大批商人云集刺桐城，貨物堆積如山，泉州成為世界海洋貿易的大貨倉和重要商埠，推動了宋元時期世界海洋貿易的發展，促進了東西方海洋貿易網絡和早期世界市場的形成，這種和平的以民間為主的海洋貿易，帶來了海絲沿線各國的共同繁榮發展。

作為東西方文化交匯交融的多元文化國際都市，不同民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包容和諧相處的海洋和平精神和文明互鑒的普遍價值至今對人類都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泉州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雖然以絲綢陶瓷貿易為開端，但其意義卻遠遠超過絲綢陶瓷貿易的范疇。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把世界文明發源地的眾多文明古國如希臘、羅馬、埃及、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中國連接在一起，形成一條連接亞、歐、非的海上文化交流與對話的大通道，使世界古代海洋文明通過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互相交流而放射異彩。泉州是一座東西方文化和諧交融的城市，多種宗教、多元文化并存，被譽為世界宗教博物館，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道教等世界多種宗教在刺桐古城和平共處，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之間和諧友好交往與對話。1991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隊在泉州考察，認為泉州是一個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相遇、文化交流和共處的城市，其展示的普遍價值對今天人類社會仍具有積極的意義。古刺桐城帶來和平的海洋貿易和友好的海洋文化交流，可以克服由于歷史、傳統、思想和文化背景以及價值觀的不同而帶來的各民族各國家之間存在的文化隔閡和可能引起的沖突對抗，避免成為不安定和引發戰爭的因素，傳承和弘揚包容寬容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間差異的中華海洋文明，讓文化文明的多樣性煥發異彩，實現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正是中華海洋文明的魅力所在和給予今天人類社會的啟迪和價值貢獻所在。

先進的科技創造發明與培養文官的科舉制度，成為推進中華海洋文明對外交流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內在文化力量。宋元時期泉州作為中國對外貿易、文化交流和傳播的重要樞紐城市，吸引了近百個國家的商人、使節、游歷家、傳教士等來泉州進行貿易和文化科技交流，這與當時泉州體現先進生產力的發達的科技，先進的造船業、絲織業、制瓷業、冶煉制造業、制糖業、制鹽業、印刷業等分不開的，體現了泉州在海絲沿線城市中文化的先進性。從發明用生物工程建造的洛陽橋、運用《營造法式》建筑的東西塔，到遵循自然法則建設江海城池相統一的古刺桐城的給排水系統，成為中世紀歐亞大陸商業城市利用江海潮汐漲落科學解決城市生態環境與人類生活之間諸多矛盾的成功范例；從北宋泉州人曾公亮編著的40卷我國軍事科學專著《武經總要》，到泉州同安人蘇頌撰寫的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新儀象法要》、繪制的《蘇頌星圖》及發明的渾儀、渾象和水運儀象臺等天文儀器，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對曾公亮、蘇頌這兩位北宋科學家的科技發明和科學巨著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通過與近百個國家的貿易與文化科技交流，推動先進科技發明創造的傳播和影響。科技發展和教育人才的培養是分不開的，東南建筑規模最大、規制最高的泉州府文廟展示了宋代泉州在科舉人才培養方面的獨特作用，據記載，泉州歷代共考取進士2454名，宋代是泉州人才倍出的最輝煌歷史時期，宋代泉州共計中進士1418人，其中北宋494人，南宋924人，正榜926人，特奏名進士492人，進士占全國進士數的三十分之一強。宋代泉州在推進對外開放和海外貿易、對外人文交流方面建立了文官培養和選賢任能的先進制度，府文廟成為儒家學術研究與教育的機構，成為科舉考試中心。古代泉州在科技教育方面對世界科技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作出了貢獻。

作為具有悠久海洋文化歷史的泉州，留下了獨具中華海洋文明特色的文化遺產體系。在中華海洋文明形成發展過程中，“藍藍泉州灣”所呈現的海洋開發史和海洋人文環境，使泉州在漫長的海洋文化發展進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海洋文化體系。從海洋文化形成看，包含了中華海洋文化的早期文化特征，成為中華海洋文化誕生的搖籃之一；從海洋文化的內涵看，則體現了中華海洋文明與域外文明和平交流的文化精神，展示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以和為貴、美美與共的文明本質屬性，代表中華海洋文化發祥地、富集區的泉州海洋文化，成為中華海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留下了十分寶貴的海洋文化遺產，形成了獨特的海洋文化遺產體系。一是留下了體現古老的中華海洋文化遺址，泉州沿海“蟻山、音樓山、庵山、富國墩”沙丘貝丘遺產帶，成為研究古老華海洋文化形成發展傳播重要的遺產點，對今天“一帶一路”南島語族歷史文化溯源和海洋民族遷徙及文化影響，具有重要的文化信息和寶貴的研究價值。二是留下了寶貴的海洋性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體現海上絲綢之路繁盛時期古刺桐城航海貿易港的碼頭航標塔、海港與內陸貿易運輸暢通的橋梁、舉辦航海貿易祭典的九日山石刻、反映外來宗教文化的城市建筑、大規模生產外銷瓷的窯址等等，再現了當年海上絲綢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展現了宋元時期泉州勞動人民創造的物質文明。三是留下了珍貴的海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是早于歐洲500年的水密隔艙造船技術、德化等地外銷陶瓷生產的龍窯技術、刺桐緞織造技術以及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南音、提線木偶技藝等，成為泉州海洋文化的瑰寶。四是留下了寶貴的海洋性思想文化遺產。特別是反映航海貿易的著作《諸藩志》與《島夷志略》，它記載了刺桐城和平友好航海貿易，成為體現重商精神和航海精神的寶貴思想文化遺產。此外，在我國海洋史上還較早提出了寶貴的海洋、海權、海防思想，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海權實踐，施瑯平臺之后在《恭陳臺灣棄留疏》中提出了重要的海洋、海權、海防思想，對今天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五是留下了體現泉州特色的民間海洋文化遺產，特別是海神文化信仰，從昭惠廟、真武廟到天后宮三代海神信仰，華人華僑下南洋保留下來的泉州華僑文化，以及體現泉州海洋文化特色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戲劇文化、語言文化、建筑文化、中醫文化、漁業文化、武術文化、民間信仰等等，一同構成了門類眾多、內涵豐富的海洋性文化遺產體系，使泉州在中華海洋文化遺產寶庫中占有十分重要和獨特的位置，也使泉州豐富的海洋文化遺產在世界海洋文化遺產中占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中華文明與域外文明對話與互鑒中，泉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中華文明對外傳播的重要城市。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對外文化交流和傳播的先行者，推動了中華文明與域外文明的交流對話，成為中華文明傳播的重要出發站，在中華文明對外交流傳播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泉州歷史上涌現許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教育家、文學家等，其思想文化在對外交流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如唐代教育家、文學家歐陽詹著有《四門文集》,被譽為“閩派之祖”；宋代科學家、政治家、文學家蘇頌編撰《本草圖經》《新儀象法要》等著作，體現了先進的科技成果；宋代杰出思想家、哲學家朱熹在泉州石井書院授課，通過講學傳播了宋代理學思想；明代思想家、文學家李贄著有《焚書》《藏書》等著作，成為我國明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被稱為中華文明25位思想大家之一，李贄的思想對當年日本明治維新產生了直接重要的影響；明代軍事家俞大猷所著的《正氣堂集》，是一部集軍事理論、兵器發明的武術訓練的著作，成為具有影響的軍事文化遺產；清代思想家、政治家李光地著述43種，被后人編為《榕村全集》，其治國理政思想具有現實意義……他們的思想一代一代流傳下來，極大地傳承、豐富和傳播了中華文明。特別是隨著華人華僑下南洋，把中華文明帶到東南亞和世界各地，泉州作為近1000萬華人華僑的著名僑鄉，涌現出陳嘉庚等一批著名的愛國僑領，保留和傳承弘揚了優秀的中華文化，形成了獨特的泉州海外華僑文化，成為凝聚廣大海外華人華僑的精神力量，成為加強我國與東南亞及海絲沿線國家緊密聯系的文化紐帶，也成為華人華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精神動力及內在文化力量。

泉州這座展現中華海洋文明的城市，在與域外文化交流合作中形成了獨特新特質的集古閩越海洋文化、中原華夏農耕文化、域外海洋文化融為一體以中原文明、儒家文明為核心的藍色中華文明，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創新的文明成果，產生和創新中華文明的新形態，形成了和平和諧、開放開拓、包容共生的泉州海洋文化特質，形成了豐富的泉州海洋文化體系，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獨特文化智慧和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