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鈞在人民日報的歲月

文/人民日報高級編輯 吳長生

在全國兩會，在各種論壇，在媒體上，他充分利用所有場合，以自己特有的風格和犀利的言語，對經濟發展大勢，對深化體制改革，對民營經濟生存環境，不斷發出響亮的聲音。

上世紀80年代，初進人民日報沒多久，就知道了保育鈞的名字。他那時是科教部的第一主任(為給年輕干部壓擔子，原來的科教部主任凌建華擔任了第二主任)，還不滿40歲，是報社最年輕的正主任。那時報社大院里，沒人稱官銜，由于保育鈞年歲不大不小，稱“老保”“小保”都不好聽，于是“大保”的稱呼就在報社流行開了，而且他長得又高又壯，叫“大保”名副其實。大保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做派大大咧咧，說話響如洪鐘。這也與“大保”的稱呼相吻合。

進報社后，我先在農村部，1986年以后又在農村部與工商部合并的經濟部工作，與大保不在一個部門，加之80年代中期，他又調離編輯部門，擔任了編委會委員、秘書長，因此在90年代初之前，我們接觸并不多。90年代初，已經擔任副總編輯的他先是分管了一段時間經濟部，而后又分管總編室，我們才有了比較密切的工作交集。

那幾年一些人堅持極左觀念，對新聞報道控制很嚴，對已經取得的改革開放成果隨意否定。但在大保的領導下，我們農村報道依然堅守著基本的底線，就是寧可少說、不說，也絕不亂說，絕不給農村改革與發展添亂、給農民兄弟添堵。而抓住時機，我們就為保護改革成果、繼續推進改革鼓與呼。大保果斷拍板、勇于擔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憶中，在保育鈞那里，所有關于改革與發展的稿件，從沒被打過回票。諸如繼續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責任制、正確對待進城務工農民、繼續鼓勵個體私營經濟健康發展、在市場經濟下不能固守“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觀念而應根據市場需求引導農民調整結構等等敏感問題上，他都旗幟鮮明地支持，并為此承擔風險。有幾次有關穩定農村政策、個體私營政策的稿件，都在他值夜班時被安排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對排除錯誤思想干擾，穩定民心產生了巨大作用。

1994年年中，我受命到上海籌備創辦人民日報《華東版》，10月，大保被確定兼任華東分社社長，從此我們一起度過從籌備到正式創刊的一年多難忘時光。其實，大保的這個社長，是“替補”的。報社起初是想讓周瑞金副總編輯兼任華東分社社長的，因為老周在上海工作多年，人、事都熟悉，困難相應會少得多。沒想到報社領導在向中央主管新聞宣傳的領導匯報后，領導明確表達了這種意見：中央調周瑞金同志到人民日報社，是為了加強你們的評論和理論工作的。創辦《華東版》，各種事務肯定很多，讓他兼分社社長肯定要牽扯很大精力，中央的意圖就落空了。他讓報社另提人選，于是大保做了“替補”。在工作需要之際，大保痛快地聽從了組織召喚。

大保一上任，便進入了緊張的最后沖刺階段，大到版面設計、廣告招攬，小到設備調試、生活安排，他都要過問。試版開始，他就從早到晚地盯在辦公室，和大家一起商量版面，研究稿件和標題;和大家一樣吃簡單的盒飯。遇到休息日，在宿舍里，作為老大哥的他，就把住在一棟樓里的小同事們吆喝到一堆，集體做飯改善生活。大保是長江北岸南通人，擅長制作魚丸。他先把從菜市場買回的鮮魚剝皮、剔刺，然后剁成細細的肉醬;加齊調料后，再用筷子快速攪拌，直到“上勁兒”。擠魚丸，是關鍵技術。只見他抓起一把魚肉醬，輕輕一擠一撥，滾圓的白魚丸便源源不斷落入水中，不裂不散，隨著開水上下翻動。大鍋的魚丸湯做好后，大家爭相搶食。那不雅的吃相，經常把辛苦好一陣的大保，引得開懷大笑。還有幾次周末，大保帶著“單身漢”們到附近的郊縣去放松，看看湖，走走鄉間小道，吃吃農家飯。晚飯后一起打撲克，被“捉豬”的他，照樣接受懲罰——鉆桌子。生活中與大家打成一片的大保，沒有一點兒官架子，就是一個嘻嘻哈哈的大朋友。這一形象，長久刻在參與《華東版》創辦人的心中。

兼任華東分社社長期間，大保還分管著報社另外幾個部門，正式創刊后不久，他看出報已經基本步入正軌，就結束了在上海“緊盯”的日子，開始“兩頭跑”，更多時間是在北京忙。但每次到上海，他都不是走馬觀花地“視察”，而是實打實地指導辦報，看大樣，出題目，還親自帶著記者到一線采訪。一些記者，至今記著大保，這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兼華東分社社長，帶他們采訪有關一個紐扣商店搬遷事件的情景。

由于職務顯赫，大保到基層也遇到過一些官場“慣例”。一次我陪他到華東某省農村采訪，座談結束后，鄉鎮企業的一位領導請大保為企業題詞。大保推脫不掉，便認真地揮毫寫下了幾個大字。隨后，企業家也循例給大保送上了一個裝有“潤筆”的信封。大保一時沒反應過來，打開信封一看，立即退了回去。對方繼續往大保手里強塞，并說這是慣例，是稿費;大保則堅決不要，并很認真地說，我的字不值錢，如果再給，我就把那張紙撕啦!接著哈哈一笑，此事就此打住了。

令人沒想到的是，與大保共事剛剛一年多一點兒，情況就發生了變化。1996年初，報社突然決定，保育鈞不再兼任華東分社社長，社長職務改由周瑞金兼任。怎么才過一年，就調換華東分社“主帥”呢?變故原委很快透露出來。大保一向口無遮攔、直來直去，為此得罪了一些人。據說這次被調出人民日報，就是因為幾句“不受聽”到話。是那位一年多前反對老周兼任分社社長的領導發出的“換帥”指示。

大保事后講述了他那段“自謀職業”的經歷。起初，組織部門要把他以“交流”的名義調往江西，大保以“年齡太大，不宜交流”為理由拒絕了;于是就開始自己找接收單位;數月后，保育鈞被全國工商聯接納，當了工商聯副主席。一個副部級干部，自己找接收單位，聞所未聞，大概僅此一例吧。

得知大保的新職務后，為了寬慰他，我曾開玩笑地說，您這次轉行可真有意思，是從拿紅筆、藍筆，變成拿剪子、筷子。大保開始沒反應過來，我接著解釋說，用紅筆、藍筆是改稿子、簽大樣;用剪子、筷子，是剪彩、吃飯啊!他這才搖著頭笑了起來，那笑中明顯帶著苦澀。

大保調出人民日報，我1999年赴香港常駐，與大保見面的次數明顯減少，但投身另一領域的他，很快又綻放出耀眼的光彩。在全國兩會，在各種論壇，在媒體上，他充分利用所有場合，以自己特有的風格和犀利的言語，對經濟發展大勢，對深化體制改革，對民營經濟生存環境，不斷發出響亮的聲音。

我在上海華東分社工作期間，大保特地叮囑他的夫人張瑞霞大夫(在報社醫務室工作)，經常到同住報社院內30號樓的我家看看，幫助解決困難。得知我愛人身體較弱，張大姐不時打電話問寒問暖，在我愛人生病時，她端著熱粥、帶著藥，爬上六樓探看。

去年11月29日張大姐因心臟血管瘤破裂猝然離世;時隔半年，大保又匆匆而去。好領導，好同事，好朋友，好大哥，好大姐，你們的肉體雖然走了，但你們的精神、魂魄永遠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