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葉刀-糖尿病與內分泌學》近日發表中國肥胖專輯。目前，該專輯上線了《中國肥胖流行病學和決定因素》以及《中國肥胖臨床管理和治療》兩篇文章。文章顯示，目前中國成人中已有超過1/2的人超重或肥胖，成年居民(≥18歲)超重率為34.3%、肥胖率為16.4%。專輯作者、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的潘安教授表示，我國全國性調查報告中首次出現“超過1/2”這一數據，這個數字在全球顯然也是相當高的。

潘安介紹，過去30年間，超重和肥胖率在各個年齡段都不斷上升，平均增長2.5倍左右。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年)》最新數據，1/5(19%)的6-17歲兒童和青少年、1/10(10.4%)的6歲以下兒童存在超重或肥胖。兒童和青少年中，男生超重和肥胖率高于女生。最新數據顯示，中國農村居民的超重、肥胖率呈現出快速增長趨勢，超重、肥胖率的城鄉差距在不斷縮小。

此外，我國超重肥胖人群的社會經濟狀況分布也與歐美國家不同。在歐美國家，社會經濟狀況較高的人群，其超重肥胖率較低;而在我國，男性收入越高，其超重肥胖率也越高;同時，男性教育水平也與其超重肥胖率呈正相關;而在女性則不同，女性教育水平越高，超重肥胖率則相對較低。

超重和肥胖常常被認為是單純的生物學問題，由個人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所導致。但潘安認為，事實上，超重和肥胖其實具有深刻的社會屬性。

“在過去40年間，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社會規范、文化習慣、國家政策——比如農業發展、醫療衛生、學校營養政策，以及針對農村地區的家用電器、汽車購買補貼政策等等——都可以作為系統動力因素，影響社會的各個層面。”潘安說。

在他看來，這種影響主要通過環境驅動因素，“比如城市化進程、城市和農村地區規劃、飲食和運動等，最終會影響到每個人的生活，導致其攝入過剩，體重增加”。

從飲食習慣來看，我國居民的飲食已經從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傳統飲食，轉變為西式飲食模式，這主要體現在對動物性食物的攝入不斷增加，對精細加工的谷物、含糖飲料以及深加工食物的消費量的不斷上升。“越來越多的人外出就餐，外賣服務也增加了高糖、高鹽、高脂以及一些高能量食物的消耗。”潘安說。

從身體活動來看，我國居民的身體活動水平呈不斷下降趨勢。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汽車等交通工具代替步行，高科技產品的出現使腦力活動越來越多地替代了體力活動，久坐行為也越來越多，這些都會使體重增加。而隨著現代化生活節奏的加快，社會壓力還會進一步促進人們攝取過多的食物以及加重久坐行為。

睡眠不足也會導致體重增加。潘安認為，我國居民的睡眠狀況不容樂觀。“兒童青少年中有一半睡眠不足，成人中睡眠不足——也就是每天低于7小時睡眠——的比例也非常高。”

生命早期的暴露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生命早期的暴露——比如巨大嬰兒的不斷增加，孕期體重增加過多，以及兒童青少年時期體重增加過多——都會引起生命各階段體重的增加。此外，環境污染也會導致體重增加。

潘安認為，雖然我國在肥胖臨床管理方面還有很多需要注意或改善的問題，但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我國在2003年發布了第一個成人肥胖管理指南。此后，又陸續發布或者更新了9版成人和兒童的肥胖管理指南。肥胖被認為是一種需要長期干預的慢性的疾病狀態，對待肥胖的觀念從單純的減重轉向對肥胖相關并發癥的管理，以及對整體健康的管理。

潘安指出，生活方式干預是減重的第一選擇。但具體細節還缺乏進一步的中國本土臨床實驗證據。我國減重手術發展非常迅速，20年前，我國減重手術每年只有100例左右，現在已經上升到每年1萬例左右。

由于人類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食物缺乏的狀況，因此在各個國家，肥胖很長一段時間都被認為是富足、健康和強壯的象征。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比較早，他們更早地認識到肥胖所帶來的危害。

從發達國家肥胖問題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社會經濟狀況較低的人群，其超重和肥胖率更高，因此，潘安建議政府和政策的制定者對肥胖問題予以高度重視，及早進行預防和干預，從而避免或減少健康不平等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