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先后兩度謁訪創建于清乾隆年間的安厚文祠(也稱“安厚書院”)，詳察細看散落于祠前的幾塊殘碑。其中一方是斷成兩截的《安厚文祠碑記》，碑文最后有曰：“葛山蔡大人序文詳矣，后生小子又何敢多贅”。而另一方僅剩一小角的殘碑，依稀可見“比其遠也異時弦/蹤往哲媲美前修文/哉若夫講習服行之/且學者則有朱子白/而無弊者也余何言/后學蔡新謹記”等寥寥數行碑文。我們不妨將這一殘斷之碑且名為“蔡新殘碑”。從這兩方碑刻的字里行間，可以相互驗證一個史實：清代名臣、鄰縣漳浦人蔡新曾為這座文祠作“記”文。又查《蔡新生平簡歷》有記：“52歲，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戊寅。四月初應請為平和安厚書院落成作記，以紀善舉惠后學。”如此這般，“蔡新為安厚文祠作記”一事，已是鑿鑿有之，毋庸置疑。

然而，蔡新殘碑的幾行互不相連貫的文字，是很難讓人了解、讀懂、弄通碑文所記之事。唯有從地方史志或是蔡新遺存文稿中，方可查閱。按照這一思路，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于從《緝齋文集》(卷六)中找到一篇《平和安厚書院記》(以下簡稱“蔡新碑記”)。可謂是：天不負有心人。文中“若夫講習服行之，方師弟子之所以教且學者，則有朱子白鹿洞之遺規在百世行之而無弊者也。余何言焉?”與殘碑的“哉若夫講習服行之/且學者則有朱子白/而無弊者也余何言/”相符;且文末落款時間為“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之朔”，與《蔡新生平簡歷》的記述相符。因此，可以斷定“蔡新殘碑”所刻之碑文，便是《平和安厚書院記》之部分內容。應該說，殘碑所留碑文是初稿，而收錄于《緝齋文集》的《平和安厚書院記》是蔡新晚年整理編輯的修改稿。

從“蔡新碑記”文中可知：安厚文祠是建于乾隆戊寅(1758年)，由進士何象宣(即何子祥)偕舉人賴升文、貢生何興烈等人，以其所在之鄉里遠離縣治所在地，且在校苦讀詩書的學生日益增多為由，倡議創辦書院，鄉紳無不響應，加上知縣、陽明后學胡邦翰的鼎力支持，不到一年時間，一座“門廡齋房，井灶庖湢具備”的書院，就以其“墻高宇峻、閣靜軒明，高華大雅、宏整爽明”之形象，矗立于和邑大地。何子祥等人還在空地之間興建文昌閣，擇乾隆己卯(1759年)元宵之良辰吉日，舉行隆重的崇祀朱子、王文成之入祠儀式，冠裳畢會，濟濟雍雍，成為當時漳郡和邑的一樁文化盛事。而此時，官至刑部左侍郎、上書房總師傅的蔡新“以母老，乞請歸養”，賦閑在其漳浦老家，已有一年多的時間。于是，和邑安厚的鄉紳們便慕名移書致信，懇請蔡新為文祠作記。蔡新亦欣然應之，并于四月初一寫就此“記”一文。

今天，我們再讀“蔡新碑記”一文，從中可以得到什么歷史信息呢?或者說，揭示了一個什么文化內涵呢?竊以為至少有四：

一是表達了和邑百姓“不忘其德，至今俎豆之”的情愫。自王陽明明正德年間兩度奏請設立平和縣治，到清乾隆戊寅以來的240年間，平和人民始終不忘王陽明“掃蕩賊巢，始立縣治，設學校興教化”的功德，年年歲歲舉行春秋二次祭祀活動，從未中斷。就像全漳州百姓不忘先賢朱熹一樣，自始至終膜拜有加。這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鄙人之前的論斷：“在和邑這方土地，從置縣至今的500年，平和百姓始終感念王陽明的奏立之功、教化之德，陽明精神更是始終根植于和邑大地，滋養著平和民眾的心靈家園，生生不息，從未中斷。”

二是表達了作者對陽明先生的仰慕之情。蔡新在“記”文中，借用昔日朱熹閱讀《李忠定文集》所發出“使公(李綱)之策見用于靖康建炎之際，必不至貽吾君”之感嘆，進行一番設身處地地假設。如若陽明先生早生長于那個動蕩年代，任職于“宋室南渡”之危難之間，以其“擒宸濠、平斷藤峽”之雄才偉略，安邦敵愾之氣概，完全可以與民族英雄李綱相媲美。同時又進一步假設，如果朱子了解陽明先生如此偉業殊功，作者大膽地推斷設想，朱熹“必將太息泣下，慨慕而不能舍置”。蔡新作為清代名宦，曾出任吏、禮、兵、刑、工五部尚書，且兩度臨危受命領兵平亂的特殊身份，如此溢于言表地贊賞陽明先生的事功，如此用心設想情景、推斷結論地評價陽明先生的德性，實屬前所未聞也。

三是表達了對朱子理學、陽明心學的認知態度，進而闡明“圣人之道，一而已矣”的“朱王會通”觀點。蔡新在“記”文如是而言：“朱子當釋、老盛行之時，士皆高談性命漸入于杳冥恍惚之途，故引之于切近精實之中，使之由博以返約，循序而致精，圣學之階梯也。陽明當詞章汨沒之時，士皆博雜以為高，剽襲以為富，一切茍且以就功名，不知身心性命為何物，于是直指本體，發為良知之論，使之因端竟委，亦救時之藥石也。”認為：朱子理學是“圣學之階梯”，而陽明心學是“救時之藥石”。可謂是一語中的。緊接著，作為清代著名學者、《四庫全書》館正總裁的蔡新還就提出了朱子理學、陽明心學之間存在“四個相同”的學術觀點，即：“同以圣人為可學，同以省克為實功，同以遏欲存理、戒慎恐懼為入門，同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為實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為朱學重地的福建，并非如今人所言：“福建沒有陽明學立足、發展的空間”，而是不忘吸收闡發、深耕厚植陽明心學，形成了“朱王會通”的福建地域文化特色。這是非常值得今天福建學者深思與研究的。

四是闡明了安厚文祠合祀朱王“同俎豆而共升香”之形式，是合乎禮儀的。此舉非但安厚鄉里百姓贊同、和邑官府認同，就連世襲一等海澄公的水師提督黃仕簡也為之折服，出資購置田地，以供春秋祭祀之費用。(張山梁 文/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