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沈某被李某駕車撞倒受傷。李某當即駕駛自己的車將沈某送往醫院救治，并墊付了1萬元醫療費。約兩個半小時后，李某報警。交警部門出具事故認定書，認定李某負事故的全部責任。因李某駕駛的車購買了保險，事故發生在投保期內，沈某便在出院后前往某保險公司協商賠償事宜，但保險公司以“李某在事故發生后未及時報警且不在現場”為由拒絕賠償。隨后，沈某向法院起訴，要求李某和保險公司共同支付醫療費、誤工費、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13萬余元。法院經審理認為，李某和保險公司簽訂的保險免責事項說明書規定“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駕駛被保險機動車或者遺棄被保險機動車離開事故現場，保險公司可免予賠償。”但從該條款整體看，其指向的是事故發生后為逃避法律責任的情形。本案中，李某駛離事故現場是為了積極救治傷者，并非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保險公司應當在商業第三方責任險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據此，法院判決保險公司賠償沈某12萬余元。目前判決已生效，保險公司已履行全部義務。(據10月17日《法治日報》)

說法：現實中，在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亡的情況下，不少當事人會為“到底先救人還是先報警”“先救人離開現場，保險是否拒賠”等而感到困惑無助，以致處置失當，甚至造成無法挽回的災難。這其中，駕駛人存在的不少認識誤區確需厘清。

首先，車禍事故傷及人身，法律規定施救為先。發生交通事故后，要先報警再救人?這種理解是有偏差的。對于普通事故造成的輕微人身損害，肇事司機優先選擇撥打120求救，既讓受傷者得到及時、專業的救治，又能完好保護事故現場，這無可厚非。但如果發生人員傷亡的重大緊急情況，則另有不同。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明確規定:“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身傷亡的，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搶救受傷人員，并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因搶救受傷人員變動現場的，應當標明位置。乘車人、過往車輛駕駛人、過往行人應當予以協助。” 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法律明確了生命、健康權益的優先地位，這里的“應當”二字屬于強制性規定，即駕駛人必須這么做。發生交通事故后，應當在保證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時間查看傷員，爭分奪秒救人，全力以赴履行施救義務。

其次，任何條款約定不能違背公序良俗。《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眾所周知，人命關天，先救人在法律規定和道德人性約束上都擁有絕對的優先地位，根本不存在個人隨意選擇的余地。肇事司機及時救治傷者既是道德義務，更是法律責任，任何合同條款的約定都不能排除救死扶傷的法律義務和道德規范。如果肇事司機為積極救治傷者而未及時采取措施保護現場，因此被保險公司拒賠，對肇事司機有失公平，也可能會形成漠視他人生命和健康的社會導向，與公序良俗相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符。

第三，事故認定書并非唯一定責依據。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關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的檢驗、鑒定結論，及時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需要指出的是，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證據的一種，是警方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規作出的僅就交通事故本身對當事人的過錯、責任進行劃分、認定，不能將交通事故責任與民事侵權責任直接等同。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七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制作的交通事故認定書，人民法院應依法審查并確認其相應的證明力，但有相反證據推翻的除外。”由此可見，作為交通事故案件訴訟證據之一，法院需根據書證規則進行審查，確認交通事故認定書的證據效力。在庭審過程中并不過于機械、絕對，而是綜合考慮事故發生的損害行為、后果和行為與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主觀方面的過錯程度等因素，對事故的民事賠償責任進行劃分。也就是說，認定書僅為機動車交通事故案件訴訟證據之一，在認定民事侵權賠償責任時，法院還會綜合考慮當事人提交的其他證據及道路參與人在事故中的各自過錯、因果關系等。

第四，放任不管造成嚴重后果或涉嫌犯罪。《刑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是過失犯罪。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同時，《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還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構成交通肇事罪。具體到本案，假如因怠于施救而導致了傷者死亡的嚴重結果，肇事司機除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外，構成犯罪的還將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張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