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政府關于二戰期間日企強征勞工賠償的一紙宣告，又將社會拖入了無盡的爭吵。

筆者近日恰好住在首爾市廳附近的一家酒店，一到周末樓下一片混亂，街道被無窮盡的游行聲音淹沒。只不過，這次游行示威恐怕難以復制樸槿惠時代的全民抗議，更像是一次盡顯疲態的抱怨。

首爾市廳附近的游行示威，左右陣營同時出動，現場一片混亂。作者供圖

(資料圖片)

右派的“尹心之爭”，左派的自顧不暇

宣告本身意味著日韓的這場糾紛塵埃落定，只是以韓方的讓步結束。至少大多數韓國民眾是這么認為的。根據3月13日的最新民調顯示，近六成的韓國民眾認為這是“韓國的失敗”，相比認為是韓國成功的比例高出近一倍。

這場糾紛最早的緣由，是韓國大法院在2018年就三起強征勞工索賠訴訟作出的終審判決，認定《韓日請求權協定》不妨礙強征勞工受害者起訴企業，要求涉案日企賠償原告的損失。

隨后，日韓的立場一直針鋒相對：日方認為日本政府已經在1969年日韓簽署的協議中履行了賠償責任，但韓國并不認可，韓國認為政府的賠償可能是結束了，但每一個受害個體仍可以繼續向日企索賠。

也就在這一時期，當時的安倍政府推出了針對韓國半導體材料的出口管制，日韓關系降至“冰點”。

針對這一局面，韓國方面考慮過幾個解決方案；其中的設想之一，便是由韓日企業出資成立基金會，通過基金會向強征勞工群體做出賠償。但這種設想只是民間討論，政府層面并未有過正式表態。當時處于文在寅執政時期，其左派政治光譜，再加半導體材料制裁紛爭，使得政府很難在此問題上做出任何形式的讓步。

日本的一些智庫和政商界，如日本經聯團，也提過類似設想，但韓國方面始終沒有接招。因為韓國從民間到官方，始終認為日本政府出臺出口管制措施，實際上是對韓國的這一判決表示不滿。

于是，日韓的僵持狀態就這樣維持了數年。等到現任總統尹錫悅上臺后，韓國政府在對日關系上的態度明顯比前任文在寅更軟化一些，而且此次在正式公布采取第三方代賠形式的方案時，尹錫悅政府還特別說明要面向未來，不后悔做這一決策。

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更有意思的現象。如今韓國國內出現了一股怪異風潮，突然之間很多執政黨國民力量黨的議員，抑或尹錫悅身邊人士，紛紛冒出來擁護這一決定。比如，忠清北道知事、國民力量黨成員金榮煥，在社交網站發文的第一句話是：在今天這樣的時刻，我寧愿成為“親日派”；向尹錫悅總統和樸振外長的愛國主義精神致敬，這一決策來自于燃燒的愛國主義精神。他甚至聲稱，我們之所以曾在面對日本侵略時要下跪，根本原因在于朝鮮自己的無能。

事實上，這段話也在某種程度上呼應3月1日尹錫悅的“三一”講話：“104年后的今天，我們必須回顧因為自己沒有為世界歷史變化作好充分準備，而喪失國權的苦痛歷史……如果我們不了解不斷變化的世界歷史潮流，沒有為未來作好充分準備，過去的不幸就會反復上演，這是不言自明的。”

要知道，日韓能夠走在一起，其實還得靠美西方的那套價值觀外交，否則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讓他們走到一起。就像這次日方提出重啟半導體材料談判，韓國的經濟團體會出面說一句歡迎，但企業實際感受不大，因為日韓之間本就存在比較明顯的產業重合。

當下，韓國政經學者有一個觀點，就是韓國早晚要站隊，現在政府能做的就是盡量往后推，能拖一天是一天；尹錫悅應該走更實際的外交路線，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遵循價值觀外交，這種外交過于危險。

但問題是，尹錫悅是聽專家話的人嗎？

或許，更大的問題是，又有多少韓國民眾意識到自己的國家正在面臨抉擇呢？特別是那些成天忙于內部政爭的政治精英，又有多少人意識到危機？或者說，即便意識到了也假裝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