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句話說，當我們從“學生小鮮肉”變成“社會你x哥”，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社會”以后，畢業前的學生時代變得令人向往，而畢業本身的不舍也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它不僅僅是對身邊失去的人難再聚的遺憾，更多的是對無法挽回的某種“共同體”式的生活方式的緬懷。

在此，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的理論似乎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滕尼斯先生認為人類有兩種生活方式——“共同體(Gemeinschaft)”與“社會(Gesellschaft)”。前者是在傳統情感基礎上的緊密聯系，是親密互信的共同生活，個人與整體密切聯系而不覺喪失自身;后者是指基于外在合理利益的機械結合，共同生活是相互陌生的。具體來看，“共同體”的紐帶是情感，其維護往往依靠道德、倫理甚至風俗習慣，對應在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可能是前現代的農耕文明和家庭生活;“社會”的運作機制是目標-手段清晰的理性思維，并且依靠契約和法律來維系，這是滕尼斯對于現代社會和都市生活的隱喻，這一飽含著德國“文化悲觀主義”色彩的理論對“社會”十分無奈，同時也對人類“共同體”式的生活十分緬懷。

從這一理論角度來看，畢業恰恰是我們從一個“共同體”式的生活，邁向“社會”的標志。學生時代我們似乎真的生活在某個“共同體”中，或者只是從一個共同體加入另外一個，我們往往和同學之間彼此親密了解，與老師們也相互信任，熟悉的校園生活讓我們習以為常，似乎很少的同學會計算每個月的收支，更少有人約你在法庭見面;可是走上了“社會”，我們才發現，凡事既要講規則，又要算利弊，陌生人對你笑似乎比冷漠地擦肩而過更令人匪夷所思，但又好像真心的朋友比起當年更加難得了。因為“社會”這部巨大的復雜機器要運作下去，我們不可能與每一個人都熟悉起來，不可能都習慣和適應每一個他者，社會就必須教我們放棄校園生活里那田園牧歌天真爛漫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理性與規范，以及高昂的失誤成本。

然而，正如每年夏天都會有新的一波人迎來屬于他們的“畢業季”一樣，從“共同體”邁向“社會”的轉型步伐也不會停息。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體》的初版序言中寫道：“從這場共同體到社會體的過渡當中，我看到的事實之間的關聯就好像生與死之間的關聯那樣自然。也許我會在生之中欣享，在死面前憂嘆;但洞察了神圣的命運，快樂與悲傷也就都煙消云散了。”

那么，在畢業快樂與畢業不舍之外，我們還有第三條道路嗎?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們不是別無選擇。除了去面對和坦然接受“社會”的降臨，我們還可以把當年在“共同體”里熱情的記憶帶回來。換言之，我們仍然有理由通過自身在學生時代積累的能量，給滕尼斯筆下那種冰冷的“社會”送去些許溫暖，在思考柴米油鹽的生活之外也和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們共患難，在完成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仍與家國的命運同呼吸。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勿忘初心”或許才是畢業這一儀式符號最終的意義，它呼喚我們永遠對身邊的人和事保有那份“學生時代共同體”的熱情，并且永遠銘記這背后“共同體”式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那種溫存記憶。

從“共同體”邁向“社會”，畢業這一步十足艱辛，又充滿挑戰——我們要適應社會，又要不忘初心;但畢業也恰恰因此而更有意義——我們也因此愿意去相信，社會會因為我們變得更好。

作者簡介：

許弘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畢業生，熱愛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曾獲2016年清華大學特等獎學金等多項校內獎學金;立項和參與“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的階層流動比較研究”“農民工欠薪問題研究”“互聯網+約租車的合法化之路”等課題項目;獲第十四屆全國挑戰杯特等獎和校級挑戰杯特等獎，2016年清華公共案例大賽一等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