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秘密印刷所機智脫險

文 本刊編輯部整理

翻看《羅明回憶錄》、《中共廈門地方史》等文獻資料，可以對福建建黨之初(1926月-1930年)的基本情況、組織架構、主要工作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一)廈門——福建第一個黨支部的誕生地

資料顯示：

1925年6月，廈門建立了第一個共青團支部;

1926年2月，福建省第一個共產黨支部——廈門大學黨支部成立。

1926年3月，中共廈門黨總支成立，領導漳州和閩西的永定、上杭黨支部。

1926年夏，廣東區黨委命令汕頭地委就近領導廈門黨總支。

1926年11月，廣東區黨委決定調羅明往漳州成立閩南特委，領導廈門、閩南和閩西工作。

1927年1月2日晚，羅明與廈門黨總支討論后，決定立即擴大黨的領導機構，成立中共廈門市委，以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要求。中共廈門市委由羅秋天任書記。同時成立廈門總工會，羅揚才任總工會委員長。當時，廈門總工會有30多個基層工會，工會會員二、三萬人。

1927年1月15日，中共閩南特委在漳州成立，選舉羅明擔任閩南特委書記。

1927年4月9日，廈門發生反革命政變。當晚，羅揚才、楊世寧等在總工會宿舍被便衣武裝逮捕，工會的柯子鴻、農會的嚴子輝也被通輯。羅明次日趕回廈門，與廈門市委緊急商議，認為中共廈門市委羅秋天、宣傳部長吳世華有色彩，應調開，并補充數人負責組織、宣傳和工委、學委等工作，繼續領導黨組織和工會進行反壓迫和反破壞工作。

1927年12月，福建省臨委在漳州成立，由陳明任書記，陳昭禮任組織委員，羅明任宣傳委員。

1928年2月，羅明由閩西回到廈門，這時福建省臨委已由漳州搬到廈門。當時接到中央指示，由羅明擔任福建省委書記，陳明改任宣傳委員。從此福建省委歸在上海的黨中央直接領導。

1928年3月，福建省委接到中央通知，選派代表參加黨的“六大”。福建選舉羅明和印刷工人、省委委員許土淼為代表，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孟堅作為共青團代表參加。“六大”召開前后，許土淼因肺病醫治無效后病故。會后，孟堅調到東北地區工作，福建參加“六大”的代表只剩下羅明一人，羅明堅持回福建傳達“六大”精神，執行“六大”決議。當時福建省委機關已經從廈門搬到福州，劉乾初任省委書記。

1928年7月，福建省臨委又返遷廈門。廈門特委取消，廈門各基層黨組織歸省委直轄。1928年7月至1930年1月期間，廈門各基層黨組織先后3次由福建省委直接領導。

1929年春節前后，羅明從長汀、上杭經廣東潮安、汕頭乘船到廈門。這時劉乾初已調往他省工作，羅明仍任福建省委書記。

1930年2月15日至20日，在中共中央特派員惲代英的指導下，中共福建省第二次黨代會在廈門鼓浪嶼內厝沃449號曾家園勝利召開。新產生的省委中，羅明為書記，謝漢秋為組委(委員、常委)、王海蘋(萍)為軍委(委員、常委)。會議通過了政治、組織、職工、農運、軍事工作、蘇維埃、宣傳、CY、婦女、互濟會等10個決議案，并通過“五一”紀念工作計劃及大會告民眾書。

當時，廈門本島的黨組織有中共廈門大學支部、中共集美學校支部等13個黨支部，共有黨員80多人。

1927年4月9日，“四九”反革命政變后，廈大的情況和其他地方一樣，革命形勢急轉直下。走訪《廈門大學革命史展覽館》，在展館的第二部分“組織浴火重生，斗爭再掀新潮”中詳細記載著，“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革命處于低潮。廈門大學黨組織轉入地下，經過挫折、中斷、恢復的艱苦曲折歷程，堅持斗爭，紅旗不倒。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廈門曾經是中共福建省委機關所在地，廈大黨組織成為福建省委領導全省開展隱蔽工作、復興人民革命運動的重要據點。”據展板所載，廈門“四九”反革命政變后，廈門大學黨支部遭受嚴重打擊，于1928年恢復組織活動，開展秘密斗爭。這時期黨組織的活動轉入地下，黨員的具體數量難以準確統計，僅清楚廈大黨組織隸屬關系的變化及1929年至1930年的黨支部書記是韋方和藍飛鳳。

(二)省委重要機關——省委秘密印刷所

1927年至1928年間，因廈大要建立自己的印刷所，所以委派校工陳興桂到鼓浪嶼閩南職業學校學習印刷技術。1929年，中共福建省委印刷所在廈門鼓浪嶼安海角秘密設立，省委印刷所由當時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直接領導。向往革命、掌握了印刷技術的陳興桂被派往籌建省委印刷所，并為該機關負責人。

翻看由中共廈門市委黨史辦主編的《廈門革命歷史文獻資料選編》等資料，可以很清楚地了解，1929年至1931年期間，我黨的革命活動多為組織示威、發表宣言、組織工人斗爭罷工等，其中需要在黨內發放大量的革命傳單，刊印出版各類小冊子，在黨內外散發。據編載于《廈門革命歷史文獻資料選編》一書的《中共福建省委八、九兩月宣傳工作報告》(1929年9月29日)顯示，當時的福建省委的主要刊物《烈火》，2個月內就出版了6期，每期印300份。除此之外，臨時印發的宣傳小冊子，更是不計其數。比如：八一小冊子220份，八一宣傳大綱200份，八一宣言1370份，小標語16800份……由此可見，當時省委印刷所的任務十分繁重，作用也非比尋常。同樣在這份報告中，提到了“印刷所工作人員三，一寫一印一整理，宣傳部干事時常助理印刷的工作”。

就在白色恐怖嚴重、革命處于低潮，革命斗爭日漸殘酷的時候，1929年10月，陳興桂由中共黨員、時任共青團福建省委組織部長蘇發全和中共廈門大學支部書記藍飛鳳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隱藏在廈門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

據中共惠安縣委黨史研究室編、鷺江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惠安暴動》一書中刊載的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的回憶文章顯示：“藍飛鳳我記得，以后他從廈大調出來參加‘五一’宣傳，叫他去鼓浪嶼省委印刷所找陳興桂。印刷所被破壞后，陳離開，藍飛鳳也離開……”由此可見，1930年中共福建省“二大”召開后，當時的中共福建省委羅明書記指示當時的中共廈門大學支部書記藍飛鳳，從廈大調出來，配合省委“五一”紀念工作的宣傳，要求他去鼓浪嶼省委印刷所找負責人陳興桂，協助省委印刷所工作，幫忙撰寫宣傳稿等。

1930年2月，中共福建省第二次黨代會在中共中央特派員惲代英的指導下在廈門鼓浪嶼召開，福建各方面的工作迅速掀起一個新的高潮臺階。“四九紀念大會”、“五一紀念大示威”緊鑼密鼓地籌備著。

“廈門四九紀念大會”是由時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和軍委秘書陶鑄領導發動的紀念廈門工人領袖羅揚才同志的示威游行活動。3年前(1927年)廈門清黨屠殺大批工人，工人領袖羅揚才被殺害。活動當天，300多名工人、最高峰時的1500多名工人舉著羅揚才烈士相片和“紀念工人領袖羅揚才”等標語，集會示威游行。當天參加游行的工人都“打起紅綠傳單來看，并爭著將傳單帶回去給別人看。”當天的情形是，“工人集會散后半時左右，武裝警察才來。他們跑到會場中，大家拾起傳單看，并不敢干涉群眾取下紅旗與照片。當群眾發動時，偵探若干亦只遠遠觀望，不敢跑進群眾中來。”(詳見《廈門革命歷史文獻資料選編(第三集)》)

為配合聲勢浩大的“四九紀念活動”和“五一紀念大示威”，省委秘密印刷所一直處在忙碌、活躍的工作狀態之中。越活躍，自然就越容易暴露。更何況，聲勢浩大的“四九紀念活動”，已經給反動當局帶來了強大的震憾。反動當局肯定不會坐視這樣的情形不斷蔓延，更嚴酷的鎮壓活動正在暗中醞釀。

(三)機智脫險

廈門鼓浪嶼公共租界工部局為當時鼓浪嶼的行政管理機構，工部局設有巡捕房和會審公堂。1902年1月，英、美、德、法、西、丹、荷、瑞典挪聯盟、日等9國外國駐廈領事和清政府簽訂了《鼓浪嶼公共地界章程》，把鼓浪嶼劃為公共租界，并設立了“工部局董事會”(工部局)，為當時鼓浪嶼的行政管理機構。

大革命失敗后，由中共福建省委秘密設立的印刷所就位于廈門鼓浪嶼公共租界安海角的一座兩層小樓里。1930年4月24日夜，在省委印刷所的二樓，當時只有陳興桂一人在宿舍看書。突然，他聽到樓下似乎有吵鬧聲，原以為是隔壁樓房傳來的。因為如果是來印刷所的人，一般都會按事先約定的，先敲三下門，再喊一聲“成啊”(此為聯系暗號)。很快，外面的吵鬧聲越來越大，一陣高過一陣，此時，陳興桂身披襯衣，穿上木屐，馬上從二樓屋內走到門口探了探頭，發現樓下全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偵探人員、海軍陸戰隊的反動軍警，至少有數十人之多，正在包圍省委秘密印刷所。

看到陳興桂在二樓大門探頭，樓下的反動軍警頭目就大喊到：“你被包圍了，馬上下來開門!”陳興桂一邊鎮定地大聲回答說：“可以!”一邊，不慌不忙地走回大廳，隨即馬上脫掉腳上的木屐，也顧不上穿鞋，迅速跑到二樓大廳后面樓梯通道的欄桿，利用墻柱避開敵人的視線，快速地沿著欄桿爬上二樓屋頂，挪開屋頂的天窗玻璃，爬上二樓屋頂。將屋頂玻璃恢復原位后，又迅速沿著屋脊的磚道爬行，翻越到隔壁一棟樓的房頂上。

翻越了多個房頂后，陳興桂很快地來到與印刷所相鄰的第五座樓房的屋頂上。他看到這座樓房一樓天井處有一堆地瓜，隨即從二樓屋頂跳到樓下的地瓜堆上。剛跳下，就碰到一名中年婦女，這位中年婦女嚇得在那大喊大叫。陳興桂擔心叫感聲引來工部局的軍警，急中生智地說：“別叫、別叫，那邊在抓賭博!”就這樣蒙混了過去。急難之中，陳興桂還對那位中年婦女說，“我給你三塊錢，你給我一雙鞋。”他把身上僅有的三元錢給了中年婦女，中年婦女給了陳興桂一雙舊鞋，叫他趕緊離開。陳興桂走出這座樓房時，正巧遇上鼓浪嶼演虎戲剛剛散場，他隨即混入散場的人群中脫險。脫險后的陳興桂估計，敵人可能已在碼頭設卡，不能從鼓浪嶼碼頭擺渡到廈門島內，于是他沿著鼓浪嶼海邊邊走邊找，想找一條私人小漁船逃出鼓浪嶼。陳興桂很快就找到了小船，上岸后他迅速趕往廈門島白鹿洞的接頭地點。

而那些包圍省委印刷所的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偵探和敵海軍陸戰隊等敵軍警在樓下等了一陣，發現沒人下來開門，便破門而入，翻箱倒柜，找到一些鉛字印刷板、白報紙和兩個箱子。由于當時廈門地下黨組織正準備“五一”紀念活動(紅色五月的多項紀念活動)，印刷了許多革命傳單，也被敵軍警一并搜獲。

陳興桂從鼓浪嶼乘小漁船脫險后，直奔廈門島白鹿洞接頭地點，找到交通員周田生(又名周田成)，告知省委秘密印刷所遭敵人破壞，叫小紅及其他聯系人不要再到印刷所，其他聯系人也應速轉移。這位名叫“小紅”的廣東藉女青年，平時負責把白報紙(空白紙)放在書包中背到省委印刷所，再把印好的印刷品背出省委印刷所送到各地。陳興桂也不知其真名。

(四)脫險之后——陳興桂受命潛回惠安 蘇發全慘遭被捕殺害

印刷所被破壞后，省委為了陳興桂的安全，決定讓他馬上脫離廈門，并由羅明、陶鑄介紹與惠安地下黨負責人吳敦仁、陳琨，閩中特委藍飛鶴取得聯系。當晚，陳興桂便接到了指示，要求陳興桂返回惠安老家，在當地從事革命活動。

中共福建省委秘密印刷所被破壞，對反動派而言是個莫大的勝利。反動派為擴大戰果，迅速布控，加緊沿途搜捕。事發第二天，接到“潛回惠安隱蔽活動”指示的陳興桂避開大路，改走小道離開廈門。獨自一人出行，過于顯眼，容易暴露。快到同安時，陳興桂遇到一位以前在廈門大學時認識的莆田籍廈大學生，正好要回莆田。

當時，惠安驛坂烏墩社是福建從南向北驛道的必經之路，烏墩社就在驛坂村與路口村的茂密山林中間，常有土匪搶劫。陳興桂便與這位莆田籍學生說，自己是涂嶺路口村人，正好結伴而行，可以幫助他順利通過烏墩社。就這樣，兩人結伴前行，往晉江安海而去。當晚，他們住在晉江安海旅館。住下不久，就遇當地警察查房。國民黨反動軍警在廈門搜捕省委印刷所未果，就將搜查范圍擴大到晉江安海等周邊地區。同行的大學生身穿校服，拿出行李背包給警察看并說：“我們是廈門大學學生。”此時陳興桂正拿著一本書在看，警察看了一眼陳興桂，感覺兩人年齡相近，也沒看出有什么問題，就離開了。

借著同學的掩護，陳興桂又躲過了一劫，順利地回到老家路口村。然而，在省委秘密印刷所所在的鼓浪嶼就沒那么平靜了。

事發第二天，廈門大批敵軍警繼續在省委秘密印刷所所在的鼓浪嶼安海角周邊大肆搜查。他們首先搜查了距離印刷所只有幾百米的鼓浪嶼博愛醫院。

博愛醫院是日本人創辦的，路口村鄉親曾水玉、陳淑美夫婦就在博愛醫院當雜工。因為都是路口村同鄉，陳興桂和曾水玉夫婦關系很好，特別是同鄉的身份，十分方便陳興桂在這一帶進進出出。同鄉曾水玉的掩護，為陳興桂秘密從事省委印刷所的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

也正因為如此，軍警第一時間包圍了曾水玉的住所。很快他們便在曾水玉的住所搜出一臺陳興桂寄存的、尚未使用過的石印機。曾水玉一直認為，這二年，陳興桂在鼓浪嶼閩南職業學校學習印刷技術，畢業后又負責廈大印刷所。一直以為陳興桂買石印機是學習和工作的需要，所以，也就放心地讓陳興桂寄存了。

搜出石印機和白報紙，同時，之前又有線索發現4月間，宣傳“五卅運動”的革命傳單迅速增多，而這些革命傳單報紙均是從博愛醫院帶出的……幾個線索一印證，地方十分肯定地認為共產黨是“用博愛醫院做掩護開展活動”。敵人二話沒說，就把曾水玉倆夫婦及他們襁褓中的嬰兒(曾花生)都抓入監獄中;相繼，曾水玉的兄弟及親戚多人也被抓入大獄。期間，敵軍警對曾夫婦嚴刑拷打。

敵軍警還從省委秘密印刷所搜出另外兩個箱子，箱子里有陳興桂使用的圖章、白報紙、幾本紅色的書刊，有的書中簽有“陳興”字樣，有的簽有“蘇文英”字樣，于是敵人拷問曾水玉，陳興是誰?蘇文英是誰?曾水玉說，陳興是陳興桂，蘇文英是蘇發全。陳興桂、蘇發全和曾水玉三人雖然都是同鄉同村，又都在鼓浪嶼住了10多年，但曾水玉并不知道陳興桂和蘇發全二人是共產黨員。根據黨的紀律，陳興桂和蘇發全二人也從未將自己的真實身份告訴過曾水玉。曾水玉被嚴刑拷打后說出了陳興桂和蘇發全二人住址。敵軍警立即組織全城搜捕陳興桂和蘇發全。很快，敵軍警就包圍了蘇發全在鼓浪嶼港仔后住所。據蘇發全胞弟蘇能全回憶說，1930年4月26日剛好是星期六，蘇發全的父親病倒在床，蘇發全、蘇能全、蘇寶全三兄弟全都在家。正好被敵軍警逮了個正著，受省委秘密印刷所事件牽連，蘇發全三兄弟一起被捕。

在獄中，蘇發全受盡嚴刑拷打，受盡敵人威逼利誘，一身血肉模糊，但他毫不屈服，一身正氣，嚴守黨的秘密，始終保持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同年7月，蘇發全在廈門禾山后院敵軍營部被敵人秘密殺害，時年僅28歲。蘇發全的胞弟蘇能全被判徒刑，后越獄脫險。蘇寶全因年齡小被放出。

當時，蘇發全胞弟蘇能全同時入獄，新中國成立后，蘇能全在鼓浪嶼的一所學校教書。他曾向該校校長林世巖講述過蘇發全犧牲前的一個細節。2019年5月10日，這位知情人、90歲林世巖老校長回憶說，蘇發全犧牲前，當局帶蘇發全到理發店理發，蘇發全偷偷寫了一張字條悄悄交給理發師，請理發師轉告蘇的父親，說，他對不起父親，不能給他養老送終。雖然他即將英勇就義，但請父親相信他是一個好人。

由于省委秘密印刷所是由省委書記羅明及陶濤等直接領導的，且共青團省委的文件又寄存于省委印刷所，所以，省委印刷所被破壞，共青團省委常委蘇發全被捕。這一消息在國內外、東南亞社會影響很大。敵人在廈門新聞報紙大片幅報道、大肆宣傳：“破天荒，破獲共黨省委地下印刷所”的消息。

據《中共廈門地方史》記載，“1930年5月13日，設在廈門鼓浪嶼的省委機關鉛印所處被國民黨當局破壞，被捕4人”。

據中共廈門市委黨史辦主編《廈門革命歷史文獻資料選編》第三集《中共福建省委關于組織工作向中央的報告(1930年6月25日)》中，還特地附上了《福建省機關破壞一覽表》，詳細匯報了省委鉛印處被破壞的原因、經過、影響、損失、被捕人數及成分、營救經過、判決、得到的教訓等。

據了解，曾水玉在廈門的監獄經歷了嚴刑拷打，后來又被轉到福州的監獄，還在福州監獄坐了水牢，受盡嚴刑酷打，出獄后沒幾年就病逝了。曾水玉雖不是共產黨員，也不了解情況，也為革命做出了犧牲。

蘇發全一胞弟蘇寶全因年齡小被釋放。另一胞弟蘇能全被抓入獄后，過了一段時間，趁敵軍警管理有點松懈，他和被關在獄牢里的其他人一起，用著一根小鋼筋天天挖牢房墻體，后越獄逃出;幾年后，蘇能全逃到馬來西亞參加馬共組織。新中國成立后，蘇能全在鼓浪嶼參加工作，先到小學教書，后因烈士家屬給予優待，被分配到鼓浪嶼糧站工作。

附錄：陳興桂為追認蘇發全烈士身份奔走

革命者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他勇于為革命志向、革命勝利犧牲自己;真正的英雄，往往是具有深刻的悲劇意味：播種，但不參加收獲。

年輕的蘇發全犧牲了，但在那個腥風血雨的年代，人們甚至都顧不上為他哭上一哭，更別指望還有人記得他。

對于蘇發全的經歷，陳興桂可以說是知之詳盡！根據陳興桂日記記錄“蘇發全是在廈門禾山后院的反動軍營部犧牲的，說起他的事來我是很知之詳細，但是知之愈詳細，要寫下去則愈困難，因為他和我的關系很長期而又很復雜，他和我是同鄉同村，而且是同年出生的，又是表弟兄的關系，又是好友，又是同志，這個“同志”不僅僅是參加了共產黨的同志，是在未北伐前而為愛國熱情所鼓動起來的同志，我們兩個人曾同往廣東要去投考黃埔軍校……”

1956年夏，回到路口多年的陳興桂再次來到廈門，為確認蘇發全革命烈士的身份而不辭辛勞地奔走。

為給蘇發全找到歷史證明人，陳興桂給時任中共中央華南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寫了第一封信。信中提及的就是關于蘇發全的革命烈士身份確認問題。陶鑄很快就回信給予解決。陶鑄在給陳興桂的回信中說，當年在廈門的革命活動歷歷在目……還說，他(陶鑄)與羅明二人回憶核實了當年的情況(20世紀五十年代羅明在廣東工作)，已指示福建省委書記葉飛調查處理。

幾天后，陳興桂也收到羅明的來信，這封信寫了滿滿三張紙，羅明說，陶鑄派他到海南作一些調查，誤了幾天回信。得知陳興桂給陶鑄來信，就即刻給陳寫信。羅明還說他現在在廣東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等等。此后，羅明與陳興桂保持了一段時間通信，二人相互詢問近況、工作、生活、身體等，回憶當年二人一起在廈門的革命活動歷程，二人結下的革命友情，不勝感慨。

1956年，當時福建省委書記葉飛同志也對蘇發全革命經歷進行了回憶和證實：蘇發全同志被捕犧牲時，葉飛同志尚在廈門省立十三中(今廈門一中和五中的前身)上中學。當時的省立十三中是廈門的一所著名中學，也是一處革命搖籃，馬克思主義已傳播到這所學校。在這段時間，葉飛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讀物，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28年，14歲的葉飛加入了共青團，他在省立十三中創立了共青團支部，并擔任支部書記。此時蘇發全同志任共青團省委組織部長。1930年5月，陶鑄組織策劃領導的“廈門5.25破獄斗爭”取得勝利后，葉飛同志受到牽連被捕入獄，雖然國民黨當局沒有搜到證據，葉飛等人的口供也沒有漏洞，但當局還是以“危害民國治安罪”，以共產黨嫌疑的罪名判處葉飛一年徒刑，在反動監獄里飽受折磨。

1957年1月22日，在陳興桂堅持不懈努力下，經當年中共福建省委領導人陶鑄、羅明、葉飛等同志證實，廈門市人民政府追認蘇發全同志為革命烈士。

蘇發全同志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后，陳興桂如釋重負。蘇發全犧牲后，其家人對陳興桂產生很深的誤解，一直認為是陳興桂把蘇發全給帶壞了，以至于他走入岐途，英年早逝。

革命烈士蘇發全短暫的革命一生，始終忠于中國共產黨、忠于人民，胸懷坦白、作風正派，具有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勇于為革命英勇獻身的革命斗志。他歷盡艱辛，出生入死，百折不撓，英勇奮斗，為推動福建學生革命運動和革命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今，蘇發全烈士的革命事跡被鐫刻于廈門革命英雄紀念碑前，供世人緬懷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