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與子 兩代人

接力掩護同一人

——訪路口村“老接頭戶”朱水蓮一家兩代人的革命故事

文 本刊記者 林春婷

泉港區涂嶺鎮路口村，從土地革命時期到惠安解放都是我黨地下活動的據點村，1983 年 8 月 12 日，福建省政府確認該村為老區基點村。

20 世紀初，路口村大批村民前往廈門謀生。在廈門受革命浪潮的推動，許多人投身革命，其中先進分子先后加入共產黨并成長為骨干。作為一個“基點村”，路口村有許多人曾經為革命作出了貢獻和犧牲，同時他們也在家鄉播下了革命火種。

朱水蓮和她的兒子陳振輝便是其中的兩位，她們母子兩人曾不顧個人安危，兩次接力保護過當地黨組織負責人藍飛鳳，助其安全脫險。

近日，筆者一行驅車來到路口村，尋訪朱水蓮同志的孫子陳志添，重溫陳志添的奶奶朱水蓮和他的父親陳振輝的光榮革命事跡。

勇敢的母親——朱水蓮

朱水蓮，1899 年出生，惠安縣涂嶺鄉下打珠村人，1928 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她兢兢業業，默默無聞地為黨做了很多工作，1948 年病逝于涂嶺鄉路口村。

朱水蓮小時候讀過一年私塾，長大后處事有主見，善于言辭，為家里人所敬重，也很受鄰里尊敬。

1917 年，她與惠安縣路口村陳瑪水結婚。當時正是軍閥混戰，盜匪蜂起，民不聊生。路口村土地瘠薄，又是土匪經常出沒的要沖，鄉里窮苦人家紛紛背井離鄉外出謀生。朱水蓮和丈夫、公公一起隨著窮苦鄉親到廈門謀生。

在廈門，朱水蓮的公公陳港在法國駐廈門領事館當雇工;丈夫陳瑪水在電話公司當苦工;朱水蓮則在外國人家里當傭人。他們仍然生活在社會最底層，過著饑寒交迫的日子。

在陳家，陳志添給記者看了他家舊房子的老照片，他父親陳振輝生前的老照片、畢業證書以及回憶筆記等。據陳振輝筆記回憶記錄，蘇發全烈士是他父親陳瑪水的堂弟，1927 年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他母親朱水蓮是 1928 年由蘇發全介紹參加革命的。

當時，地下黨交給朱水蓮的任務是交通聯絡，通知開會和傳遞情報。她與當時中共福建省委領導人羅明、陶鑄以及在省委地下印刷所工作的藍飛鳳等同志，都有過直接聯系。

在送情報時，朱水蓮考慮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如何安全地把情報送到指定地點。為此，她想出了不少巧妙的辦法，有時她用廈門人拜佛祈福用的“保生大帝”的符紙包著情報，插在發髻里送出去;有時她裝扮成貴婦人模樣傳遞情報;有時她用小推車推著外國人的小孩子做掩護，把情報送到指定地點。每次她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務。

當時，惠安的地下革命斗爭正在蓬勃發展。惠安地下黨領導人吳敦仁、吳國珍以及陳平山、陳興桂等同志先后以路口村為據點，廣泛開展革命活動，組織農協會，建立農民武裝，發起反抗當局“包捐”“包稅”的斗爭。為了加強省委和惠安縣委的聯系，朱水蓮經常往返于廈門和路口之間，傳遞黨的信息。

1930 年春，中共福建省委為營救被捕的省委地下革命同志，組織了全國聞名的“廈門劫獄”。當時，黨組織派朱水蓮從鼓浪嶼送兩支短槍到廈門某地，朱水蓮欣然受命。她喬裝成孕婦，冒著危險，機智勇敢地穿過了敵人的關卡，完成了任務。這樣險象環生的經歷有很多，也為朱水蓮后來完成更為艱巨的任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朱水蓮在廈門大劫獄后不久，因工作需要，回到路口村，繼續做黨的通訊聯絡工作。

1930 年 5 月，惠安地下黨積極分子會議在涂寨和弄村黃堯濱家中召開，會議確定惠北以涂嶺為活動中心，惠東以后洋為活動中心，抓緊整頓和加強地方武裝力量，擴大武裝隊伍。會后，陳平山、藍飛鶴和吳敦仁、陳興桂、陳冬水等同志在路口村辦了“青年俱樂部”，以“俱樂部”為核心，在周鄰幾個鄉村辦了夜校，建立農會、婦女會、少先隊、兒童團等組織，把廣大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朱水蓮被任命為路口婦女會主任，少年陳振輝加入兒童團。

婦女會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發動婦女組織起來，走革命的路。朱水蓮利用上夜校，在田間干活、串門等機會，和少先隊配合，向廣大勞苦群眾，特別是婦女，宣傳革命的道理。她工作積極，作風正派，深得廣大婦女群眾的信賴。在她的發動和影響下，葉水娘、程些等一大批婦女參加了婦女會和夜校婦女班。

一大批婦女覺悟了，但是也有不少人被家庭拖住后腿。有些群眾由于存在封建思想，看不慣農村婦女與男人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婦女們參加革命遭到封建勢力的種種阻撓，朱水蓮也是這樣。她婆婆看到她在村里村外到處奔跑，對她十分不滿，罵她是“共產婆”。朱水蓮向丈夫和公公表示，如果婆婆堅持反對，她為保守地下黨的秘密，愿以“吞金自殺”相報。同時，和丈夫、公公一起耐心地教育婆婆，終于使婆婆覺悟了，把一座新蓋成的大厝騰出給地下黨作為活動場所。當時地下黨領導人陳平山、藍飛鶴、藍飛鳳、吳敦仁、陳興桂等同志經常在朱水蓮家聚首，召開會議，研究工作，朱水蓮則為他們站崗、放哨。那些來路口開會、聯絡的同志，朱水蓮長期無私地提供他們膳宿。

在執行保密、防特、交通聯絡等任務時，朱水蓮都要冒著生命危險，利用賣菜、趕市、拾糞、串門、走親戚等作掩護，與敵特周旋。

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發展，1930 年 9 月，惠安人民在中共泉州特委、惠安縣委的直接領導下，舉行了武裝暴動。

暴動前夕，朱水蓮領導著婦女會和夜校婦女班，開始緊張地工作。婦女們用巧手為紅軍暴動隊縫制了紅旗和袖章。暴動隊的旗幟是紅旗上貼著用白布剪成的錘子鐮刀圖案，袖章一律是紅布圈用白灰膠水書寫“紅軍”兩字。婦女們還為暴動隊做了一批牢固的草鞋。暴動期間，朱水蓮帶領著婦女們擔負后勤任務，給暴動隊送飯送菜。

“惠安暴動”失敗后，暴動的領導人陳琨、藍飛鶴、林權民等同志先后慘遭反動派殺害。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地圍剿革命根據地，屠殺紅軍戰士，迫害紅軍家屬。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惠安。

1930年12月，國民黨反動派懸賞緝捕“惠安暴動”領導人藍飛鳳。當時藍飛鳳正身患重病，組織將他安置在朱水蓮的家里。朱水蓮冒著隨時都有殺身之禍的危險，以高度革命責任感保護、照顧藍飛鳳。

那時，藍飛鳳發高燒，不省人事，她一口一口地給他喂湯喂藥。家里沒有米，她托人到三坪借米來給病人做飯。有一次，國民黨教導團路過路口，村里的群眾以為是要來包圍朱水蓮的家，都為她捏一把汗，催促她趕緊轉移藍飛鳳。朱水蓮不慌不忙，和陳興桂一起，很快把藍飛鳳轉移到自己家里的草房隱蔽起來。

在那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時代，朱水蓮表現了惠安革命婦女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

“惠安暴動”失敗后，朱水蓮也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但是她沒有灰心，她相信紅旗不倒，火種不熄。她懷著堅定的信念，堅信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事業是正義的，是一定會勝利的。

1935 年，朱水蓮的丈夫病逝于廈門。此時，她才 37 歲，她沒有改嫁，艱難地帶著幾個子女頑強地生活下去。陳志添的父親陳振輝在回憶母親的筆記中寫到：“我母親諄諄教導我們要聽黨的話，用她自己親身參加革命斗爭的經歷，激勵我們要走革命的道路。 ”

1947 年農歷十月初七，幾經磨難的朱水蓮病逝于路口村。

機智的兒子——陳振輝

陳振輝，1924 年 2 月出生在廈門鼓浪嶼，祖籍惠安縣 ( 今屬泉州市泉港區)，祖父與叔祖全家居住在廈門鼓浪嶼，為法國領事館洋務工人。他年少時就讀于廈門私立英華中學(今廈門二中)，他的老師是北京人，所以自幼練就一口標準國語。

1938 年 5 月，日寇入侵廈門島，祖父舉家遷回惠安，回到惠安以后，陳振輝便轉入僑光中學繼續讀書。

抗戰初期，國民黨為了補充兵源，到處抓壯丁。陳振輝在家中排行老大，家中還有一個弟弟，當時弟弟還小，陳振輝不忍心弟弟去當兵，便不顧家中長輩的反對當了兵。

1942 年 7 月，初中畢業的陳振輝通過考試，進入憲兵司令部憲兵學校當學兵。憲兵學校位于南平東山頭，他編入重機槍連學兵，全連裝備二挺馬克沁機槍，當時一個學兵班有16 人。他記得第一次到南平東門外打靶，250發子彈，響了幾下就壓彈了，原來是子彈潮濕發霉所致，鬧了個大笑話。

學兵訓練異常艱苦，科目有步兵操練、體能、搏擊、射擊等，例如單杠拉不上就用繩子捆住手在上面拉，常常訓練到凌晨兩三點，一天僅休息4個小時，精神與體能已達到極限。陳振輝曾經反復提到，當時要訓練成為一名合格的士兵很不容易。學校不發軍餉，把這些錢拿去辦伙食，幾乎天天殺豬吃肉。由于身體消耗太大，三兩一個的飯團一頓可以吃掉四個，還是覺得不夠吃。剛開始學校有學兵 700 多人，后來，不少學兵因生病、死亡、逃跑等，到畢業時，僅剩 100 多名學兵。

1943 年冬，陳振輝從憲兵學校畢業，被分配到憲兵四團一營二連一排七班，下士軍銜。當時，第二連駐防福建建陽、建甌、浦城三縣，陳振輝一排駐建甌永溪汽車站。期間主要任務是監督部隊官兵，維持軍紀及擾民問題。浦城位于閩浙邊界，不時有戰斗部隊從浙江前線撤下來休整。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即將接收日本占領區。1945 年 8 ∽ 9 月，第二連從南平出發經過水溪到達長汀，駐軍一星期后，奉令赴廈門接收。廈門接收工作進行 28 天后，團部奉令調往臺灣。當時，一艘臺灣民船來接部隊，兩個連官兵從廈門輪渡登船，在大風大浪中顛簸了四天四夜，陳振輝所在的部隊才在臺灣淡水登陸。

第二連負責接收宜蘭、蘇澳、花蓮、臺東，陳振輝和另外 6 位戰友駐守臺東。當時花蓮某軍營駐扎了日軍十幾萬人，而憲兵才二十幾人，憲兵把住各個大門，不準日軍出來。不久，國民黨部隊陸續登陸臺灣，奔赴各地接收。

之后，上級號召開辦國語補習學校，陳振輝與戰友劉必濤(南安人，福建培元中學畢業)便在臺灣花蓮開辦了一所免費國語補習學校，每天上午 8 點到 10 點開課。陳振輝有時也去花蓮高級女子學校或市政府教國語。補習學校結束后，陳振輝被派至軍士班第四期訓練。

1945 年底，藍飛鳳同志跟隨國民黨政府接收隊伍來到臺灣新竹縣 . 藍飛鳳當上了國民政府新竹縣縣長，成為一位“白皮紅心”潛伏在國民黨政府中的中共地下黨員。

新竹防守司令蘇紹文，新竹人，少將軍銜，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有一天晚上，蘇紹文開會宣布藍飛鳳是中共地下黨，計劃第二天實施抓捕。次日一早，蘇紹文出發去新竹市區準備抓人，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暴露的藍飛鳳乘車前往駐地，要找蘇紹文。1930 年“惠安暴動”失敗后藍飛鳳曾在陳振輝家中隱藏了一個多月，二人本就是老熟人，而且又是同鄉。陳振輝得知情況后，顧不上個人安危，連忙獨自前往新竹縣政府，告訴藍飛鳳其地下黨身份已經暴露、馬上要實施抓捕的消息。得到消息的藍飛鳳緊急撤離，悄悄離開臺灣，安全脫險。陳振輝因此被降級處分。

1948 年，陳振輝厭倦了憲兵生涯，再次考入憲兵學校進入軍士大隊第二十五期。數月后，他悄悄離開學校，當年九月初九回到家鄉路口村。

據陳志添介紹，他的父親陳振輝回來后，本來要外出謀生的，由于是家中長子，出門多年好不容易回來，祖奶奶怎么也不讓父親再出門了，最后父親只好作罷留在了路口。

留下來的陳振輝在路口村做了很多事情，組織農會，并當了“農會主任”，此外還參與辦學、教書，交通聯絡等等。

文革期間，陳振輝家被評為“中農”，受母親朱水蓮的影響以及自己當過憲兵的經歷被列為“黑點”，陳振輝經常被拉到廣場上去批斗，遭到語言攻擊及非人折磨。“要不是因為我父親接受過良好教育，心理素質好，恐怕很難挺過來。”陳志添心疼地說。

盡管受盡各種折磨和冤枉，陳振輝的革命情懷卻從未動搖過。陳志添告訴記者，他父親常說：“要相信黨，總有一天會恢復身份。”

陳志添回憶，他父親陳振輝被批斗時，家中生活舉步維艱，生產隊分的糧食很少，經常有上頓沒下頓，幾個兄弟姐妹能活下來，真是奇跡。

1980 年，陳振輝的“黑點”冤屈得以平反。

1985 年，陳振輝的母親朱水蓮被追認為“老接頭戶”，授予“五老”榮譽證書。

2015 年 9 月，陳振輝逝世，享年 92 歲。

陳志添的父親陳振輝經常和子女聊起當年抗戰艱苦卓絕的歲月，希望后代人好好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他父親希望奶奶朱水蓮共產黨的夢想在自己下一代人甚至下下一代人中得以傳承。

“堅定不移跟黨走，相信共產黨”，陳志添說這是他父親經常教育他們的一句話，這也是他的奶奶朱水蓮曾對他父親反復講過的話，這句話也一代一代傳了下來。

1967 年出生的陳志添，雖然從小受到奶奶、父親“黑點”問題影響，但他仍無怨無悔，延續著家中的紅色傳統，肩負起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兢兢業業地工作，為祖國的繁榮昌盛貢獻一份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