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7日電/今年3月，南方某市官員調整，多名擔任正職的處級干部被撤職，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是“裸官”。內部人士透露，官方給他們兩種選擇，要么退休，要么把家人遷回國內。

“這只是國內近年來整治‘裸官’的一個縮影”，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在接受人民網記者采訪時表示，南方省市針對“裸官”所出臺的政策符合中央防腐反腐總方針，也與王岐山去年年初提出的加強對“裸官”管理監督的要求相契合，中央和地方聯手整治“裸官”也是當前中國發展形勢的需要。

隨著反腐敗工作的不斷深入開展，防腐反腐的韁繩已經開始勒到“裸官”的身上，從中央限制“裸官”提拔，到地方撤換盤踞在一把手位置的“裸官”，一場聯合整治裸官的戰役已悄然打響。

“裸官”數量多、范圍廣、潛在威脅大，治理勢在必行

所謂“裸官”，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裸官”并非一定為“貪官”，但隨著“裸官”外逃案例的增多，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便逐漸將治理“裸官”的問題擺在了防腐反腐工作的重要位置。

據《檢察日報》報道，近些年來，我國外逃官員數量約為4000人，其中“裸官”占據了相當比例。從上世紀90年代的福建省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到2007年“落馬”的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再到新近被曝光的鐵道部原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張曙光等，無不是先“裸”而后逃。

20年來中國出逃官員最高級別至省部級，案件多發區集中在與經濟相關的政府部門、國企和金融機構。出逃官員，尤其是高官的最終落腳點多為發達國家，出逃前多有籌劃，部分官員已經“裸官”，出逃前妻兒甚至親戚都已定居國外。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外逃官員的級別有從高向低的趨勢，從2010年至今，公開報道的出逃海外的政府官員有5人，只有一名副廳級干部。同時，一些“冷衙門”的官員也開始外逃，如2010年出逃的廣州花都區畜牧獸醫局原局長劉榮福。這不光反映出“裸官”存在的普遍性，也揭示了“裸官”所覆蓋的官員范圍在不斷擴大。

竹立家教授認為，“裸官”作為國家的公職人員，把握著重要的公共權力，他們存在于黨的干部隊伍之中，勢必對國家利益、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威脅。因此，面對“裸官”數量多、范圍廣、潛在威脅大的嚴峻現狀，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于“裸官”的治理勢在必行。

中央不斷加強對于“裸官”制度性約束裸官升遷無望

目前，中央正在不斷加強對于各級“裸官”的制度性約束，最新的管治措施已經達到了“裸官”禁用的嚴厲級別：今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規定，對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對象。這意味著，一旦被確認為“裸官”，仕途基本無望。

此外，2月26日，中央第八巡視組向廣東省反饋巡視情況時，組長張文岳便指出，廣東省領導干部“裸官”問題突出，需充分認識省和省以下各級領導干部中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嚴格按照中央有關文件精神處理“裸官”問題。而在接下來的兩會期間，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3月5日便對這一問題明確表態，表示廣東在反腐的立場上態度明確，有腐有貪必打，絕不手軟。針對中央巡視組巡視發現的裸官問題，待核查清楚，一定嚴肅處理。

“中央和地方相結合已經成為我國整治‘裸官’的普遍方式”，竹立家教授表示，中央和地方只有在這一問題上高度統一，干部隊伍中的“裸官”現象才能被有效遏制。

事實上，中央對于“裸官”的治理由來已久。2008年6月，新華社經授權發布《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中國展開了第一個“五年反腐規劃”，而從這開始，中央便一直將治理“裸官”看作是防腐反腐工作的重點。

2010年2月22日，監察部網站發布《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監管“裸官”首次作為預防腐敗工作的重點被提出。201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2011年3月5日，中紀委表示，將從當年開始對“裸官”進行登記管理。去年2月25日，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所作的工作報告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便表示要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認真執行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并開展抽查核實工作。